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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秘史:昆腔曲圣魏良辅

日期:2018-10-05 12:55 来源:网络 错误指正:有问题联系小编阅读:

  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登上龙凤宝座后,以“陈纪立纲,恢复中华”的非凡气概,扫荡元习,禁演杂剧,元代大师们精心浇灌的杂剧奇葩便迅速地凋谢枯萎了。

  中华艺术在民间的广袤土壤中根深蒂固,当北曲衰微之际,各种南曲声腔剧种,早已在乡村集镇的街市里巷、古庙草台此兴彼起。入明不久,即出现了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大声腔斗艳争奇的热闹场面。

  明代中叶,一位酷爱戏曲音乐的民间歌手,集南北曲之大成,对流传久远而终未能跃居大雅之堂的昆山腔,进行了一次精推细敲的大胆革新,以他神奇美妙的音符,创造了清柔宛转、缠绵优雅的昆曲。从此,这一新声风靡大江南北,独领风骚二百余年。从深宫廊庙,到荒村野店,崇尚昆曲的热浪,把中国的戏曲又一次推进到一个鼎盛繁荣的传奇时代。这位民间歌手从此享誉四方,为历代曲坛艺林呼之为“昆腔之祖”,尊之为“曲圣”,他留在中华艺术光辉史册上的不朽英名叫做魏良辅。

  魏氏其人

  魏良辅将他的狂热与智慧,溶铸在扣人心弦的美妙音符上,可是,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则只残留着星星点点的蛛丝马迹。更为奇怪的是,距离他并不十分遥远的明代万历末年的人,即使对他仰慕崇拜备至,一旦涉及他的生平便茫然无知而不免笑话百出。天启三年刊行的《词林逸响》卷首附刻魏氏《曲律》,前有许宇的小引,竟如此说:按元魏良辅,昆山州人,瞽而慧,以师旷自期,先为丝竹之音,巧绝一世;既则定曲腔点板,发古人未有之心思,海内宗之。度曲必称昆腔者,不忘其所自始也。

  这位许先生笔下,魏良辅居然成了元朝统治下的草民,而且是以师旷自期的瞎子,其乃以瞽导盲,荒唐之至,令人啼笑皆非!

  魏良辅,号尚泉,亦作上泉。原籍江西豫章(今南昌),本为能医知药的江湖医生。流寓江苏,卜居太仓南关。大约生于明代弘治末年,主要活动于嘉靖隆庆年间。

  明代从好嬉戏游乐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开始,上流社会冶游娱乐之风日益炽盛。江湖器乐演奏家、清曲歌唱家、戏剧表演家纷纷出入么侯缙绅、富豪名士之家,献艺于厅堂筵宴之侧。有的乃至被士大夫们延为清客艺友。豪贾名士借美优名伶炫耀门庭,演员歌手也依权门富户谋生扬名。艺精技绝的弹唱高手,同样可以像文人儒士一般出人头地。

  魏良辅天生一个金嗓,地造一种酷爱唱曲的个性。他不想埋没自己的天赋,也不愿委屈个人的嗜好。在认定了自己的专长后,及时地调整了人生方向,走上了唱曲献艺的生活道路,医道反而成了他可有可无的副业。从此,天使的纶音,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无限的荣誉和骄傲。

  昆山之谜

  魏良辅原本工北曲,他自愧不如另一位北曲名家王友山,便发愤改习南曲。他所居住的太仓是昆山腔的故乡。天然的条件,使他与昆山腔结下了不解之缘。如同昆山的开化本身就带有历史传奇色彩一样,昆山腔之所以发源于此,也是一个耐人寻味而难以解开的谜。他决心在扑朔迷离中解开这个谜。在他的《南词引正》中如此叙述昆山腔的源流: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扩廓贴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

  魏良辅打开了通往昆腔源头的迷宫大门。上溯到黄幡绰虽说过于遥远,他作为拍板专家、梨园笑星,晚年流落东南,并死葬于昆山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至于元末明初顾坚等人的行迹,则更是依稀可辨了。

  元代,昆山亦称娄东,辖昆山、太仓两地。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元政府开辟南北海运,刘家河变成内外贸易港口,河边的自然村落太仓,获得了繁荣开化的机遇,“不数年间,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国内外商贾在此聚居,人口激增,“市民漕户云集雾?,烟火数里”。不久,昆山由县升州,太仓曾一度设州治。从此,太仓一跃而为重要商埠,称“六国码头”,又号为“天下第一码头。”

  元末,全国到处战火纷飞,张士诚却割据平江(苏州)十多年,网罗名士,觊觎神器,苏松一带竟成了文人儒士的荟集之地,避难之所。明初永乐年间,刘家河作为郑和下西洋的出海口,昆山、太仓更趋繁华,豪门巨富,以海运起家,小商小贩梦财而来。

  他们自由自在地享受从这里攫取的财富,也挖空心思地搜寻娱乐刺激。昆山顾阿瑛就是集资累万的大富翁,他善弹古阮、醉心南曲,专门修建玉山草堂以供娱乐消遣之用,成为征歌选舞,与文士唱和的集中场所。世称“声妓之盛,甲于天下。”顾坚、杨维桢和倪瓒都是玉山草堂的座上客。杨维桢是著名的文学家,又是善吹铁笛的圣手,自号铁笛道人。他常常酒酣耳热时,让家姬唱曲,亲自倚凤琶和之,而座客则翩跹起舞。他甚至在酒席上用声姬的绣鞋盛盏,让客人们轮流传饮,称之为“鞋杯”。偏偏那位画家倪瓒好狎妓而又有洁癖,常常让侍姬无休止的沐浴,对于杨氏的放荡腌脏的鞋杯深感恶心,只好拂袖离席。就是这样的追欢逐乐的腐朽生活,为歌舞戏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环境和条件。顾坚与顾瑛同乡同姓,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更促使他们成了亲密无间的至交。他们共同参与艺术活动,对土生土长的音乐声腔进行研究、加工整理,使昆山腔日致优雅动听。

  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听说昆山老人周寿谊高寿,特意把他召进南京,想从他那里得到点长寿秘诀。周寿谊进入宫廷,朱元璋见他果然神采矍铄,问他:“多大年纪。”他回答说:“1O7岁。”又问:“平日有何修养而能致此?”他的回答是:“清心寡欲。”朱元璋以为然,笑问:“闻昆山腔甚嘉,尔亦能讴否?”曰:“不能,但善吴歌。”命歌之。歌曰:“月子弯弯照几州,几人欢乐几人愁,几人夫妇同罗帐,几人飘散在他州”。朱元璋抚掌曰:“是个村老儿,命赏酒?。”这个故事载于《正德姑苏志》和周玄帏的《泾林续记》,昆山腔的动听,连禁戏罢乐的朱元璋也不免想要领略一番,可惜,这位百岁老人献给他的只是一支乡间民俗曲,昆山腔究竟如何,仍然是个谜。

  昆山腔是一种清唱曲,徐渭《南词叙录》有简短描述:“惟昆山腔只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妓女尤妙此,如宋之嘌唱,即旧声加以泛艳者也。”这是魏良辅革新之前的昆山腔,其声情格调之美,在余姚、海盐、弋阳三腔之上,流丽悠远,令人销魂荡魄,犹如宋代的嘌唱。所谓嘌唱,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说:“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即用鼓板击节,以无节度的装饰音唱小词令曲。徐渭说妓女唱昆山腔尤能臻其妙,可见,这是最适宜浅斟低唱的美声。正因为这样,它才只是以清曲小唱驰名,而且长久以来,只在它的发源地吴中一带流行,远不及其它三种声腔流传广泛。

  昆山腔无论如何是一种充满神秘色彩,令人倾慕的美妙音声。魏良辅认为它是南曲正声,当仁不让,应该要让昆山腔走向全国,去拥有那大雅之堂的正声之位。于是,他以此为己任,退而缕心南曲。“足迹不下楼十年”,对昆山腔作了一次全面的改革,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为闪光的不朽业绩。

  十年之光

  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划为若干个十年,其中必定有一个十年是他人生的光辉顶点,不管是在青年、壮年还是晚年。魏良辅最为风采光耀的十年,是在他壮年以后。他潜心研究南曲,未必真正是“足迹不下楼十年”,但任何一位成功者的背后铺满的都是艰辛,要成就一番事业,没有如痴如醉、锲而不舍的精神,断不可把美好的梦与幻变成现实。

  魏良辅愤南曲之讹陋,以昆山为正声,开始了他的改革活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人,如苏州洞箫名手张梅谷,昆山著名笛师谢林泉,以及他的门下弟子张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等。这是一个有素养的艺术群体。

  值得一提的是,魏良辅还拥有一个良好的艺术环境。他所居住的太仓,从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开始便设卫所,这里一直驻军戌守。说也奇怪,太仓西关的驻军好拳棒、重武术;南关驻军善弹唱、贵文艺。魏氏偏就居南关。上天的恩赐,或是良辅的理智选择,使他随时可以在源泉中吸收养分。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曾记载他谦虚好学的故事:“良辅自谓勿如户侯过云适,每有得必往咨焉。过称善乃行,不即反复数交勿厌。”这位叫做过云适的户侯,或许就是南关驻军的统带。良辅把他奉为自己的艺术之师,时时带着自己的研究所得去请教他。谦虚与勤奋,也许是开拓者的共同美德。

  魏良辅等人不仅对唱曲进行革新,而且在音乐伴奏方面也作了很大改进。南曲各声腔都有自己独特的乐器伴奏,比如弋阳腔,“其节以鼓、其调喧”,不用弦索和管乐;海盐腔则并用锣、鼓、板,而昆山腔因为主要用于清唱,所以只用拍板,或许这正是黄幡绰所开创的传统流习。北曲主要用弦乐伴奏,所以“弦索”成了北曲的代名词。张野塘加入魏良辅音乐改革集团后,一边攻习南曲,一边更定弦索音节,使之与南音相近。他改造的三弦式,“身稍细而其鼓圆,以文木制之,名曰弦子。”他和他的艺友们改造乐器,把北曲的伴奏艺术引进南曲,综合弦索、箫管、鼓板三类乐器,集南北之所长,创立了一个规模完整的乐队伴奏,在戏曲音乐伴奏的发展史上完成了一次重大的革新。沈宠绥《弦索辨讹》肯定其意义说:嘉隆间,昆山有魏良辅者,乃渐改旧习,始备众乐器而剧场大成,至今遵之。辛勤与智慧结下了丰硕的成果。经过魏良辅等人的锐意改革,昆山腔以“新声”的姿态出现在舞台歌坛,立即引起了轰动,酷爱戏曲和清曲的士大夫及广大市民们为之惊愕。当时的南曲名家陆九畴,“亦善转音,顾与良辅角,既登坛,即愿出良辅下。”余怀在《寄畅园闻歌记》中说道: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为新声。疾徐高下清浊之数,一依本宫,取字齿唇间,跌换巧掇,恒以深邈助其凄唳。吴中老曲师如袁髯,尤驼者,皆瞠乎自以为不及也。

  陆九畴、袁髯、尤驼等名师,不得不承认,改革创新的成果,已把他们遗落到遥远的历史,魏良辅前进了。他勇于攀登,善于吸取集体的智慧,到达了时代艺术的顶峰。1O年的磨炼,使他的人生价值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并且是那样地熠熠生辉,光耀艺坛,历千百年而不磨灭。

  南词引正

  他无论如何都是一位音乐大师。他不仅对音乐进行了非凡的艺术实践和卓有成效的革新,而且为后世留下了极可珍视的唱曲理论的经典著作。他的传世著作《曲律》,一直作为昆曲的艺术美学源头,被后人引证发挥而奉为经典。直到前些年,发现了《娄江尚泉委魏良辅南词引正》,才知道《曲律》是经后人修改过的《南词引正》的翻版。魏良辅所谓“引正”,是基于“惟昆山为正声”的观念而对昆山腔艺术的理论阐发和规范。《曲律》与《引正》条目相同,均为18条,但在排列次序和具体的论述上都有很大出入。《引正》全文包括:初学须知,学习生曲要领、声腔种类、双叠字唱法、单叠字唱法、北曲特征、士大夫唱曲、四声要求、曲名理趣、长腔短唱、过腔接字、熟玩“伯喈”与“秋碧”,南北曲之难关,去除土音、唱曲三绝等等。也许这仅是魏良辅音乐艺术理论的一部分,由他的门生弟子记录编辑而成。然而就此便足以继《唱论》之艺统,在元燕南芝庵先生之后树立的又一块北曲转向南曲,并使昆曲独步曲坛的里程碑。

  魏氏理论,概言之有:

  (一)南北曲之异。南曲与北曲大相悬绝:北曲有弦索调,以遒劲为主,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故词情多而声情少。北曲力在弦索,宜和歌、故气易粗;南曲有磨调,婉转为主,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故词情少而声情多。南力在磨调,宜独奏,故气易弱;北曲之弦索,南曲之鼓板,犹如方圆之必资于规矩,因此以弦索唱作磨调,或把南曲配入弦索,都像是方底配圆盖一样的不和谐。所以,南曲不可杂北腔,北曲不可杂南字。

  (二)清曲之特点。清曲,即散曲和剧曲的清唱。俗语称做“水磨调”“冷板曲”,不必像戏场那样借锣鼓之势,而全要闲雅整肃,清俊温润。清唱必须行腔、板眼两擅其美,不可摹拟音腔而不顾板眼,也不可专主板眼而不审腔调。唱曲者不可面上发红,喉间筋露,摇头摆足,起立无常,听曲者也不可喧哗,盲目喝彩,应该仔细听其吐字、板眼和过腔。

  (三)学曲之门径。学曲必须首先引发其声响,其次辨别其字面,然后再理正其腔调,不可混杂强记,以乱规格,如学[集贤宾],则只唱[集贤宾],熟悉一曲再学新曲,方能移宫换羽,自然贯串。对于生曲,必须虚心玩味,逐一考究四声、务得中正。学曲最好从南曲之祖《琵琶记》入手,从头至尾,字字句句,透彻唱理。因为《琵琶记》“词意高古,音韵精绝,诸词之纲领,不宜取便苟且”。

  (四)唱曲之要领。唱曲者必须声发于丹田,方能耐久。曲有五难:开口难、出字难、过腔难、高不难低难、有腔不难无腔难。因此,唱曲者必须在吐字、行腔、拍板上用心,吐字必须先正四声,上声不能扭作平声,去声不能混作入声;双叠字的上两字须接上腔,下两字则稍离下腔,单叠字则全在抑扬顿挫中得意味。行腔不可或高或低,或轻或重,长腔要圆活流动,不可太长,短腔要简径截绝,不可太短,过腔接字须迟速得宜,稳重严肃。唱曲节奏全在板眼分明,迎头板,须随字而下,彻板则随腔而下,而绝板则要腔尽而下。有些曲要弛骤,有的曲要抑扬,有的曲虽疾而无腔,全在于唱曲者板眼徐急得宜,匀净自如,便可以唱出各种曲名理趣。唱曲的关键要领,就是要达到六个字:字清、腔纯、板正,称之为曲之三绝。这是至善至美的艺术境界。

  (五)伴奏之要求。丝竹谐人声,箫管俪词曲,这是和乐伴奏的原理。要使伴奏能更好地衬托歌唱以达到谐和美,当是高音低奏,低音高奏,不可以音之高而凑曲之高、以音之低而凑曲之低,强相应和,反而清乱正声、聒噪刺耳。至于演唱者不入调,音不正、腔不满、字不足,调不稳等等情况则丝竹管弦均不可奏。

  魏良辅以朴素平和的语气,把他实践的经验和革新的成果诉诸理论,娓娓道来,穷尽唱曲之理,这使他的南曲革新更富有美学价值,对中国的音乐遗产也是极大的弘扬。他比同时代任何一位音乐家都更了解音乐的奥秘,也更珍视雅乐正声的古典美。他为昆曲树立了第一块丰碑,昆腔的革新再造至此胜利完成。然而,这位被后人奉为至高无上的曲坛的祖师爷,他却是一位游荡江湖的民间医生和歌手。谁也没有留意过他告别音坛、超脱尘世的时候是否有过满意的微笑,惟有戏剧家梁辰鱼得其真传,而把“冷板曲”搬上了热闹戏场,昆腔从士大夫的深堂秘闱走向街市旷野,魏良辅的昆腔宗师地位,在民众中进一步确立。

  梁郎雪艳词

  魏良辅和他的艺友们改革昆山腔,成就卓然,但这种新声,还只是清唱,并未走上戏曲舞台。作为一种戏曲声腔的完善,魏氏革新还只是走完了开拓创新的第一步。把新生的昆山腔应用于传奇的演唱而搬上戏曲舞台的功劳,则要记在梁辰鱼的生平录中。

  他在昆山腔的故乡呼吸着艺术的氧气长大,字伯龙,号少白,自称仇池外史。他的先世为昆山望族,曾祖梁纨官漳州通判、泉州同知,父亲梁介为平阳训导。梁辰鱼则终生没有功名。他身长八尺有余,疏眉虬髯,性喜任侠、好谈兵为武,轻视文墨,不屑作八股文,懒于就诸生试,作《归隐赋》以抒其志。后来,在官府的迫令下,不得已勉强补太学生,但仍没有入学。这位厌学的逆子生来就有个怪脾气,喜欢结交骚人墨客、剑侠力士、和尚道士。他建造了一所华丽的别墅,专门招揽一些奇技异术的江湖俊彦。有一次,尚书王世贞、大将军戚继光专程来看望他,他却坐在楼船里,与一帮好友吹箫的吹箫,击鼓的击鼓,仰天歌啸,旁若无人。他放荡不羁、遨游吴越,嗜酒而“尽一石弗醉”,吟诗而留下大量的剿倭颂歌和言志诗篇。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大约他四十岁出头的时候,被浙江总督胡宗宪聘为书记,不到四个月,胡氏因攀附严党而随着严嵩的倒台被捕下狱,梁氏离开浙江回到昆山。他与曾为魏良辅《南词引正》作序的江南名士曹大章等人结为“莲台之会”,又和莫士龙等人组成“鹫峰诗社”。寄居秣陵时,又和金銮、张凤翼、潘之恒等人酬唱应和。他对度曲有一种狂热,每逢三月三日已修禊,端午、七夕、重阳等重要节令,都照例罗列丝竹,设宴唱曲。每当曲会,总要摆设特大的坐榻和案桌,自己坐东向西,度曲者依次在两旁就坐,递传叠和,只要有一个音韵唱错,就得大杯罚酒。时人叹为“骚雅大振”,把他喻之为元代顾阿瑛,以至“歌儿舞女,不见伯龙,自以为不祥也。”

  魏良辅革新昆山腔,他起而效之,得其真专,遂考订元剧,自翻新调,作大量散曲,辑为《江东白铼》,创作传奇《浣纱记》,杂剧《红线女》,还有《二十一史弹词》等,而奠定他戏剧家崇高地位的是《浣纱记》。

  《浣纱记》又名《吴越春秋》,共四十五出,以范蠡、西施为生、旦,写春秋吴越兴亡故事。吴、越两国互相攻伐,越国战败,越王勾践被俘,范蠡忍辱负重,与勾践共患难。得赦返越后,勾践一方面卧薪尝胆,整饬军备,充实国力,一方面用范蠡计,向吴王夫差进献浣纱女西施。西施入吴后,离间吴国君臣,伍子胥被害。越国趁机复仇雪耻,吴国灭亡,夫差自杀。范蠡功成身退,在君臣沉浸于胜利而准备迎接淫逸安乐生活的时刻,他却预感到弓藏狗烹的威胁,与西施悄然泛舟而去。

  这是令人不堪回首的古老的痛史,也是伯龙谴责现实的明枪暗箭,在君昏臣嚣、权阉挡道、阁臣纷争的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像志大才疏,刚愎自用、贪色嗜酒、用佞宠奸的夫差,贪婪险诈的伯嚭,耿直倔强、报效无门的伍子胥那样人物,无不可以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找到他们的身影。毫无疑问,它又是梁郎的幻曲梦影,范蠡的智慧和韧性,坦荡与尽职,深邃与明智,凝结着梁辰鱼的理想与憧憬,在传奇中,以美妙的爱情连接政治的兴亡,《浣纱记》始开先河,而为《桃花扇》《长生殿》提供了优秀的范例,至于西施的美人离间重任,更非貂婵有始无终的悲剧结局可比。对历史的深沉回顾、对现实的敏感思考、对人生的理智选择、对爱情的豁达处理,构成《浣纱记》无穷的魅力和深厚的哲理。千百万理性的头脑被吸引到梁辰鱼所编织的美妙梦幻中。然而,《浣纱记》的真正艺术价值并不完全在此。

  这个传奇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应用了魏良辅所开创的昆腔新声。魏良辅革新昆山腔是立足于散曲与剧曲的清唱。他没有创作过剧本,也不擅长戏剧表演。他的艺术实践始终局限在士大夫们“高雅娱乐”的狭小圈子。清唱与演剧,不仅艺术形式不同,而且有雅俗贵贱之别。清代龚自珍说:“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曰剧曲。清曲为雅宴;剧曲为狎游,至严不相犯。”龚氏所说剧曲,就是优伶们在舞台扮演的戏剧。在士大夫眼里,演剧贱业、清唱是高雅的艺术活动。对于优伶所为的戏剧是表演,也许连魏良辅这位清曲家也认为是不屑一顾的,这使他的艺术才华仅仅在提高清曲的艺术境界中发挥极至,把声腔音乐引进传奇的历史使命却留给了梁辰鱼。

  梁氏一面吸取魏良辅的研究成果,一面和善音律的艺友们精研音理,用新的昆山腔谱曲填词,使《浣纱记》成为名副其实的昆曲剧本。它清柔宛转的音乐,严谨规范的格律,竟然使弋阳子弟不能改调歌之。《浣纱记》的问世,揭开了昆曲史的新篇章。昆剧从此与清曲分道扬镳,并以压倒弋阳、海盐各剧种的优势,迅速登上独霸剧坛的崇高地位。

  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疏慷得自藏。种竹旋添驯鹤径,买山聊起读书堂。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浪。这首诗虽说并不出名,有谁能想到这是明朝奸臣严嵩所作。又有谁能想到那俗人还有此雅兴。

  明太祖以制义取士的结果,使中国的官僚政治更加烂熟了,一大批没有真才实学,却能凭浮文浑话以阿谀君主,逢迎上司的士大夫有了一条捷径。官场的威风,又导诱了权欲的膨胀,财富的嗜好,从而他们的品德气质也蜕变堕落。

  严嵩本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但钤山(在其故乡江西分宜)读书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明史》本传),遂“挟沾沾之小技”,以此起家发迹,获得明世宗朱厚?的赏识。他手里的敲门砖就是青词。

  青词就是陆游诗中“绿章夜奏通明殿”的绿章,也是道教徒打醮祷告的疏文,因用青藤纸书写,故名青词。这种文字,要做得典丽工致,就须另有一功。顾鼎臣等即以善作青词而受厚遇。恰好明世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皇帝,他相信念念有词的几句咒语,一纸青词,就能使国泰民安,自己也长生不老。倭寇侵江南,命张经为总督往讨,未能取胜,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于是慷慨陈词,列举用兵七事,因为倭寇从海上来,所以第一事便是祭祀海神。别人笑为妄诞,世宗却点头赞同,又来问严嵩,严嵩也说“宜遣大臣往祭海,即令视察贼情”,并推荐赵文华充当这差使,文华便乘此大肆威福,向沿海人民掠夺了一批财宝(见傅维鳞《明书》)。主昏臣佞,在官僚主义统治下,笑话与正经之间,往往很难区分。

  夏言与严嵩都是江西同乡,也是严嵩前辈,故起先事言甚谨。及言入内阁援严嵩自代,却又以门客视之,严嵩就怀恨在心,又串通方士陶仲文想排挤夏言。夏言为人性骄气盛,世宗屡遣小太监到他那里,夏言态度傲慢而怒视之;可是一到严嵩那里,就亲自延请上坐,还把钱放进袖中。小太监的口胃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常在世宗跟前誉嵩而短言。又因夏言所进的青词,往往不中世宗意,严嵩于太监处得知后,便益发在青词上大下功夫,故而“言去,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世宗因笃信道教,自己常戴香叶冠,又另做了五顶赐给夏言、严嵩等,这自然应该引为极大的恩荣,不料夏言却不接受,严嵩呢,不但戴上,还笼以轻纱,好让世宗看得见。于是在世宗心目中对两人更有两种看法。不久,发生了议复河套一案,就使严嵩暗起杀心。这一建议本出自三边总督曾铣,又为夏言竭力促成,世宗起先原也同意,还颇加优奖。不料后来忽然翻脸了,并严词斥责,严嵩觉得机会来了。这时咸宁侯仇鸾因镇甘肃时,以阻挠军功为曾铣弹劾拿问。仇鸾本是亲严嵩的,严嵩就代仇鸾草奏,诬陷夏言曾受曾铣之金,互为奸利。夏言上疏申冤,其中说:“在内诸臣受其牢笼,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生死系嵩掌握,惟归命圣慈,曲赐保全。”但世宗却听信严嵩的谗言,加上香叶冠旧案,终于将夏言、曾铣都杀了。廷臣喻茂坚,屠侨上疏请赦夏言一死,又受到一顿斥责,还剥夺了他们的官俸。

  我们且翻开《钤山堂集》看一看,在十九卷中,便有一篇《赠大宗伯夏公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公(指夏言)始起官给事中,正色立朝,知无不言,辨忠邪,抑侥幸,纠弊慝,军国大政,献替为多,岿然谏官之望,然未有以表异也。”凡是能够说得出的好话,他都说了。我们能够想象么,被严嵩恭维为“为霖为砺”的“奇材環行”的大宗伯夏公,就是严嵩处心积虑必欲置之死地的冤家对头。

  夏、曾被杀后,他们的妻子也都遭流放。曾铣清廉有胆略,死后家无余资,隆庆时曾获昭雪。现在演绎其事的越剧《盘夫》,已成为优秀的传统剧目。人们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同情忠良之后,实际也为含冤而死的爱国将领作了最广泛有力的平反。

  仇鸾却出狱了,并与严嵩约为父子,后官至大将军,很得世宗重用,可是严嵩还把他当儿子看待。这一来,仇鸾恼怒了,两人就此结怨。严嵩便化亲为敌,上疏击仇鸾,还联络锦衣卫陆炳一同暗算仇鸾,适因鸾病死,陆炳仍不放过,仍在世宗前揭发他阴私,世宗便加以“追戮”。

  对于严嵩之流,就连人家不想再给他当干儿子的自由也没有,也要成为报复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他这时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故而当时一些士大夫就有“宁负陛下,不敢忤权臣”的说法。

  但严嵩总算还能够卖弄风雅,撰写有词,严世蕃却是一个十足的恶少色棍,姬妾多至二十七人。他自以为天下人才,就是他与陆炳、杨博三人。陆炳死后,他益发自负了。在严嵩的罪恶里面,都有他一份,京师遂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称,又密结赵文华、鄢懋卿、胡宗宪、罗龙文等,形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超级豪门,连家奴严年,士大夫也竞称他为什么“萼山先生”,《明史》也说他“最黠恶”。京剧《打严嵩》中那个严侠,大概就是影射他了。严嵩出场时说的“大事禀报老夫,小事任尔发付”,也见得那个奴隶总管的气势了。世宗因严嵩之柔媚而宠幸,严嵩自也因严年之驯顺而信重。君臣之间是这样,主奴之间也是这样。

  严嵩有个孙子叫严效忠,年才十六岁,就冒充军功而授锦衣卫镇抚。不久,效忠病废,就由其弟严鹄应袭。可是效忠其实是严门厮役,严鹄也是世蕃养子。仇鸾因为不肯再做干儿子而成为仇人,严效忠和严鹄却因能叫几声“爸爸”而为阔少爷。

  岁月如流,严嵩已到“耄而智昏”的晚年了,世宗下达的御札又“辞旨深奥”,弄得严嵩瞠目不解,就由世蕃曲为揣摩,代为奏答,起先也很当世宗之意。可是这时世蕃正纵情于声色赌博,对世宗所问不甚在意,其后所答就不像过去的合拍,渐渐引起世宗的厌恶。这时方士蓝道行以扶箕得幸,世宗奉若神明。一天,世宗问道行辅臣贤否,道行一向恨严嵩,便诈作箕仙以对,具言嵩父子弄权状。世宗便问:“果尔,上玄何不殛之?”他就答道:“留待皇帝正法。”世宗默然。时为嘉靖四十年。

  次年,世蕃已系诏狱,御史邹应龙又上疏劾严嵩父子,世宗还想包庇,便说:“严嵩已退(时已放还),伊子已伏罪(戍雷州卫),敢有再言同邹应龙者俱斩。”因为世宗还是追念严嵩“赞玄”之功,故而心里忽忽不乐。严嵩探悉后,便密赂世宗左右,揭发蓝道行许多不法事,道行后就死于狱中。

  不久,世蕃又从南雄(实际未到雷州)潜回,横行如故。直到嘉靖四十四年,又由林润具疏,并经徐阶作改,以外通日本,内怀怨望罪劾奏,才打动世宗的心,终于将严世蕃、罗龙文斩于京师。都人闻之大快,大家相约持酒至行刑处观看。严嵩则削籍,后寄食于故旧之家而死,年近九十。

  明中期名将戚将光(1528—1587年),字元敬,山东东牟人。出身于将门之家,世登州卫指挥佥事。明代兵制,朝廷设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各省的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是地方军事衙门,由都指挥使任最高长官,分统各地卫所。卫所是地方驻军,大抵五千六百人为一卫,有指挥、指挥佥事等武职统领,下分若干所,由千户、百户等军官统领。戚继光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嗣职,开始时做登州卫指挥佥事,后为都指挥佥事,又调浙江都司充任参将,负责倭患中心地区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的军事防务。

  继光自幼倜傥,身负奇气,对读书有浓厚兴趣,经史大义颇为通达。他在山东备倭十多年,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战斗经验。入浙以后,很快就发现当地卫所兵力不足,缺乏训练,而且军风腐败,不堪一击。为了狠狠打击和驱逐倭寇,他决心利用当地人民的爱国情绪建立一支新的军队。义乌、金华一带民风剽悍,抗倭情绪高涨,于是他面向这一带的矿工和破产农民招募新兵,很快就组成了一支两万多人的新军,号称“戚家军”。戚家军编制成伍,首先接受继光的严格训练,不仅训练行军列阵和战斗技术,而且训练铁的纪律。继光规定,擂鼓当进,就是前有刀山火海,也要勇往直前;鸣锣该退,即使前有珠宝金银,也要坚决后退。经过训练的戚家军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成为明军中的“特精”队伍。继光又根据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的地理特点,因地形、审步伐,研究出一种长短兵器互相配合的战阵法,名曰鸳鸯阵。一切战舰、火器、兵械都精益求精,作了相应的配置和改进。这样,无论从队伍素质和军事装备上,戚家军都是精锐之师,而且敢打硬仗,屡建奇功,很快就打出了军威,名闻天下。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入犯台州地区,继光率戚家军勇敢驱敌,先后在龙山、台州、仙居等地与倭寇展开激战。继光身先士卒,亲手歼灭倭魁,俘杀一千余敌,还焚烧溺死许多。九战皆捷,大获全胜,被称为“台州大捷”。台州大捷后,继光连升三级,入江西平倭,在上坊击破一个通倭匪巢。第二年,倭寇兵分两路大举入犯福建,血洗了许多地区。宁德十里之外有个横屿,四面皆水,道路险隘,是一个倭寇大巢。另外牛田、兴化二地也都建有寇巢,互为声援。福建接连告急,戚家军奉命入闽。继光命队伍先攻横屿,每人持草一束,填壕而进,彻底捣毁柄屿倭剿,击斩二千六百人。接着乘胜来到福清,捣毁牛田倭巢,余倭败走兴化。戚家军尾随急追,夜间四更时抵达倭寨,连克六十营,斩首千余级。天明部队入城,城中居民才知兴化倭巢已被清灭,个个奔走相告,持牛酒慰劳戚家军。戚家军稍事休息,回师福清,恰遇另一股倭寇登陆,意外击斩二百人。福建倭寇遭到沉重打击,沿海暂时平静下来,继光率军回浙。戚家军走后,福建又陆续来了许多新的倭寇,攻破兴化,将城内焚掠一空,当地官军已经监困敌寇,但未敢发起攻击。于是继光奉命再次入闽,与当地官兵分左、中、右三军配合进攻。戚家军为中军,首先攻上城垒,左右二军相继冲到,歼灭倭寇二千余人,救了三千被俘难民。这次战斗,继光功居首位,提升为都督同知,兼任总兵。连嘉靖帝也为这次大捷举行了告谢郊庙的典礼。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月,新旧倭寇进行大集结,约有一万多人,将仙游包围起来攻了三天。继光率军在城下对围城倭寇发起突袭,倭寇大败,死伤甚众,溃奔王仓坪。继光紧追不放,在王仓坪击斩数百,另有不少倭寇坠崖丧命,其余几千人逃窜漳浦,盘据蔡丕岭顽抗。继光把部队分为五哨,身持短兵攀崖而上,又俘斩了几百。倭寇见势不妙,慌忙掠夺渔舟出海而去。在戚继光的英明指阵和各地爱国军民的勇敢斗争下,倭寇渐渐退出沿海,到嘉靖末年“南倭”之患基本消除。

  嘉靖死后,其子朱载业即位,年号隆庆。隆庆初年,有人建议调戚继光专职训练北部边卒。在平倭过程中,继光用兵“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已经成为朝野共认的杰出将领。“南倭”之患已经消除,“北虏”之患却仍然存在,因此才有上述建议。兵部通过讨论,决定调继光担任神机营副将。神机营使用火器,是平时上戍京师、出征跟随皇帝的特种部队。不过继光并没担任其职,因为接着有人建议集步兵三万,征浙兵三千,专门交给继光训练,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隆庆二年(1568年)五月,戚继光以都督同知的原职受命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宜,总兵以下一概受其节制。

  继光上任后,立即研究北部边情,上疏指出边兵的七大弊病和军事训练中的十个缺点,并对地形特点提出卓越见解,指出边兵唯习马战,不懂山战、林战、谷战之道,根本不适应边地形势。要求特调浙东杀手、炮手,再募西北壮士,建立五支骑兵队伍,十支步兵队伍,专门交他训练,并随时提供所需装备。最后说:“我的官名曰总理,是个创设性的官职,各个将领都视为多余,无从调动他们布阵练兵。”奏疏下到兵部,兵部也认为既有总兵又设总理,造成权力分散,难于统一指挥。于是调回蓟州总兵,专任继光为蓟州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

  北部边防虽有城墙防线,但没修建台城。继光巡视城防,提出修建台城的建议。他认为边城两千多里,一处坏就会影响多处,年年修补,徒费无益,不如跨墙建台,瞭望敌情。台城高达五丈,城内虚空为三层,每层住宿百人,备足武器粮食,既可监视敌情,又可防御寇侵。可命戍卒划地分工,先建一千二百座台城。鉴于长期以来边兵纪律松懈,难于猛然律以军法,他请求调一支浙兵队伍,为北部边兵做做榜样。所谓浙兵就是戚家军。戚家军调到后,继光让队伍列阵野外,当时正下倾盆大雨,三千士兵像木桩钉在地上纹丝不动,从早晨一直到太阳偏西。边兵一见大骇,这才开始懂得何谓军令。隆庆五年(1571年)秋,一座座墙壁坚固的台城堡垒跨城而起,延绵二千里,气势颇为壮观。

  继光镇守蓟门,多次挫败敌军来犯。蓟门坚不可摧,敌军寇侵总是吃亏,慑于戚继光的威名,后来转向东部,不再进犯蓟州。

  自从嘉靖庚戍之变俺答进犯京师,朝廷对北部边防特别重视蓟州。不断增兵益饷,甚至动用了各地物力。又置昌平镇,设大将,与蓟州唇齿相依,互为援助。但北寇铁蹄还是时常蹂躏内地,曾有两任总督并坐失律论处死刑。十七年间换了十员大将,都是以罪免职。唯有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后继者踵其成法,几十年平安无事。继光能够长期镇守蓟州,与徐阶、高洪、张居正连续三任内阁首辅的信任分不开。尤其是张居正,十分信任戚继光,凡是军国大计,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对于为难他的人往往调离,以便于他为国发挥军事才能。戚继光的军事部署无人掣肘,也就比较顺利地施展了自己的智慧。

  张居正死后仅仅半年,就有根本不懂军事的人胡说戚继光不适于守北部边关,于是执政者把他调到了广东。继光郁郁不得志,勉强到广州赴任,一年后上书谢病辞职,受到小人的攻击,罢官归乡。三年后,御史傅光宅上疏要求起用戚继光,继光反被夺了俸禄,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戚继光更历南北边防,声誉并著。在南方战功特盛,在北方则专主守卫。他所著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为后代兵家提供了宝贵的军事经验。他在抗倭过程中建立了奇功,对加强明朝北部边防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尤其是他的治军成绩,尽管是局部的,但是当时产生了良好影响。

  胡宗宪虽已除了徐海、陈东诸人,尚有海寇汪直未死,仍然纵横海上,宗宪与汪直,同系徽人,直为海寇,母妻未曾带去,被拘狱中,宗宪令同乡士卒,至徽州释直母妻,迎至杭州,馆待甚厚,且亲去慰问一次,嘱他母妻致书招直。直得家书,才知家属无恙,意颇感动。宗宪又遣宁波诸生蒋洲往说汪直,直喟然道:“徐海、陈东、麻叶三人,统死在胡督手中,我难道也自去寻死么?”蒋洲道:“此言错了。徐海、陈东等人,与胡督并非同乡,所以为国除害,不得不尔。君与他同藉徽州,应有特别情谊。现在足下宝眷,俱在杭州,一切衣食,统由胡总督发给,足下试思!若非念着乡亲,肯这般优待么?”直复道:“据你说来,胡督真无意害我么?”蒋洲道:“非但无意害君,还要替君保奏。”直踌躇半晌,方道:“既如此,你且先去!我便率众来降了。”洲遂与他约期而别,返报宗宪,具事陈明。宗宪大喜,谁知待了数日,毫无影响。巡按周斯盛,人语宗宪道:“此必汪直诈计,蒋洲被贼所绐,反来诳报,也不能无罪呢。”当下将蒋洲系狱。洲复追述宣谕始末,并言汪直为人,粗鲁毫爽,不致无故失约,此次愆期,或为逆风所阻,亦未可知。供簿才毕,外面有骑卒禀报,称是:“舟山岛外,有海船数艘,内有寇众多人,头目便是汪直,他虽说是来降,沿海将吏,因他人多滋疑,已经戒备,只禀大帅,如何处置便了。”宗宪道:“他既愿来投诚,何必疑他。”当与周斯盛商议,仍拟遣蒋洲招直。斯盛尚恐蒋洲难恃,请另遣别人。宗宪乃将蒋洲还系,另遣指挥夏正,往招汪直。直见将吏戒严,未免心慌,当问夏正道:“蒋先生何故不来?”夏正道:“蒋先生适有别遣,无暇到此。”汪直道:“胡督疑我误期么?我因中道遇风,舟为所损,还易他舟,所以误期。”夏正道:“胡督心性坦白,断不致疑。”直终未信,只遣养子王激,随夏正见宗宪。宗宪问直何为未至?王激道:“我等好意投诚,乃闻盛兵相待,莫怪令人滋疑了。”宗宪解谕再三,王激乃道:“汪头目极愿谒见大帅,奈被左右阻住,如蒙大帅诚意招待,可否令一贵官同去。易我头目上来,以便推诚相见。”宗宪道:“这也何妨。”仍着夏指挥同行便了。夏正奉命,只好再与王激同往,当由王激留住舟中,一面请汪直登岸,去见宗宪。宗宪居然开门相迎,直入门请罪,跪将下去。宗宪忙亲自扶起,笑说道:“彼此同乡,不啻弟兄,何必客气。”遂邀他坐了客位,直既坐定,慨然道:“大帅不记前非,招我至此,身非木石,宁有不感激隆情?此后当肃清海波,借赎前罪。”宗宪道:“老兄敢战有为,他日为国家出力,分土酬庸,爵位当在我辈之上。”直大喜道:“这全仗大帅提拔呢。”宗宪遂盛筵相待,一面令麾下发给蔬米酒肉,送与直舟,即派夏正为东道主,款待舟中党目。直此时已喜出望外,感激十分,筵宴既罢,留直住居客馆,命文牍员缮好奏疏,请赦汪直前罪,即日拜发出去。

  过了数天,复旨已到,由宗宪展开恭读,不禁皱起眉来,原来复旨所称:“汪直系海上元凶,万难肆赦,即命就地正法”云云。宗宪一想:“这事如何了得,但朝旨难违,只好将直袅首,夏指挥的生死,当然不能兼顾了。”随即不动声色,即日置酒,邀汪直入饮。酒至数巡,宗宪拱手道:“我日前保奏足下,今日朝旨已传,足下当高升了。”直才说了“感谢”二字,但见两旁的便门齐辟,拥出无数持刀佩剑的甲士,站立左右,汪直甚为惊异。宗宪高声语直道:“请足下跪听朝旨。”直无奈离座,当由宗宪上立,直跪在下面,宗宪依旨朗读,念到“就地正法”四字,即有甲士上前,竟将直捆绑起来。直厉声道:“胡宗宪!胡宗宪!我原说你靠不住,不料又堕你计,你真刁狡得很!”宗宪道:“这恰要你原谅,奏稿具在,不妨检与你看。”直恨恨道:“还看什么奏稿,总之要我死罢了。”宗宪也不与多辩,当命刀斧手百名,将汪直推出辕门,号炮一声,直首落地。这信传到直舟,那班杀人不眨眼的党目,个个气冲牛头,立把夏正拿下,你一刀,我一剑,剁作肉泥,当即扬帆自去。党众尚有三千人,仍然联络倭寇,到处流劫,宗宪也不去追击,竟奏称臣憝就诛,荡平海寇等语。世宗大悦,封宗宪为太子保。

  世宗闻外寇渐平,正好专心斋醮,且云:“判恶就擒,统是鬼神有灵,隐降诛殛。”时有南阳方士梁高辅,年逾八十,须眉皓白,两手指甲,各长五六寸,自言能导引服食,吐故纳新。徽王载蝓遂请他入邸,虔求指教。高辅慨然应允,除面授吐导外,再替他修合妙药。据《明史杂闻》上记及,是用童女七七四十九人,第一次天祭,露晒多年,精心炼制,然后可服。服食后,便有一种奇效,一夕可御十女,恣战不疲,并云:“可长生不死,与地仙无异。”载论依法服食,即与妃嫔等实地试验,果然忍久耐战,与前比大不相同。他恰不敢蔽贤,遂通书仲文,请为高辅介绍,荐奉世宗,世宗年已五十,精力寝衰,后宫嫔御,尚有数十,靠了一个老头儿,哪里能遍承雨露,免不得背地怨言,世宗也自觉抱歉,就使微有所闻,也只好含忍过去。此次由仲文荐入高辅,传授婴儿姹女的奇术,并彭祖、容成的遗方,一经服习,居然与壮年一般,每夕能御数妃,喜得世宗欣幸得过望,立授高辅为通妙散人,且因载论荐贤有功,加封为忠孝真人。载论益自恣肆,擅坏民屋,做台榭苑囿,杖杀谏官章,又微服游玩扬州,被巡兵拘住,羁留三月,潜行脱归,暗中却贻书高辅,托词借贷,私索贿赂,高辅搁置不报。载论待了多日,未得复音,再拟发书诘责,凑巧高辅有信寄到,总道是有求即应,惠我好音,谁知展书一瞧,并没有什么财帛。载论在书中,只说是皇上需药,一时不及提炼,忆尊处尚有余药,特遣人去取云云。那时载论不禁大愤,勃然说道:“兀那负心人,不有本藩,何有今日?我欲求他,他绝不提起,他欲求我,我还要答应他么?”当下复绝来使,只说是存药已罄,无从应命。来使去后,恰着人赍药入京,给与陶仲文,托他权词入献。

  高辅闻知此事,很是忿恨,便入奏世宗,把载论在邸不法事,和盘说出。世宗即隐遣中官密访,至中官还奏,所有高辅奏请的事情,语语是实。并说载论诈称张世德,自往南京,强购民女等因,于是世宗震怒,夺去载论的真人印。陶仲文虽爱载论,也不敢代为辩护。冤冤相凑,有南中民人耿安,叩阍诉冤,告称载论夺女事,当下遣官按治,复得实据,狱成具奏。有诏废载论为庶人,幽锢凤阳。载论悔恨交迫,竟尔投缳自尽,妃妾等亦皆从死,子女被徙开封,徽王宗祀,从此中绝了。

  载论既死,世宗益宠信梁高辅。高辅为帝合药,格外忠勤。且选女八岁至十四岁的三百人,入宫豢养,待他天癸一至,即取做药水,合入药中。由高辅取一美名,叫做先天丹铅。嗣又选入十岁左右的女子,共一百六十人,大约也是前次的命意。这四五百童女,闲居无事,或充醮坛役使,或司西内供奉。内中有个姓尚的女子,年仅十三岁,秀外慧中,选值西内,一夕黄昏,世宗坐诵经偈,运手击磬,忽觉得困倦起来,打了一个嗑睡,把击磬的槌,误敲他处,诸侍女统低头站着,不及瞧见,就使瞧着了他,也不敢发声。独尚女失声大笑,这一笑惊动天颜,不禁张目四顾,眼光所射,正注到尚女面上,梨涡半晕,尚带笑痕,本拟疾声呵叱,偏被她一种憨态,映入眼波,不知不觉地消了怒气,仍然回首看经。可奈情魔一忧,心中竟忐忑不定,只瞳神儿也不由自主,只想去顾尚女。尚女先带笑靥,后带怯容,嗣又俯首弄带,越显出一副娇痴情状。世宗越瞧越爱,越爱越怜,那时还有甚么心思念经?竟信口叫她过来,一面令各侍女退出。各侍女奉旨退班,多半为尚女捏一把汗,偏这世宗叫过尚女,略问她履历数语,便掷去磬棰,顺手牵住尚女,令坐膝上。尚女不敢遽就,又不敢竟却,谁意世宗竟拢她笑靥,硬与她亲一个吻。尚女急摆脱帝手,立起身来,世宗岂肯放过,复将她纤腕携住,扯入内寝。当下服了仙药,霎时间热气满腹看官!你想此时的尚女,还从哪里逃避?只好听世宗脱衣解带,同上阳台;这尚女如何禁当得起,既不敢啼,又不敢叫,没奈何啮齿忍受。世宗亦格外爱怜,留些不尽的余地,偏是药性已发,欲罢不能,一时间狂荡起来,尚女无法可施,只得在枕畔哀求。毕竟皇恩隆重,不为已甚,勉强停住云雨,着衣下床,出令内侍宣召庄妃。庄妃姓王,从丹徒徙居金陵,由南都官使选入,初未得宠,寂寞深宫,未免伤怀。她却幼慧能诗,吟成宫词数律,借遣愁衷。适被世宗闻知,因才怜色,遂召入御寝,春宵一度,其乐融融,遂册为庄妃。嗣加封贵妃,主仁寿宫事。先是方后崩后,正宫虚位,世宗属意庄妃,陶仲文窥知上意,暗向庄妃索赂,当为援助。偏偏庄妃不与,仲文因此怀恨,遂上言帝命只可特尊,不应他人敌体。世宗本信重仲文,况连立三后,依然中绝,想是命数使然,不便强为,遂将立后事搁起不提。惟宠爱庄妃,不让中宫,此番宣召,实是令她瓜代的意思。待至庄妃召至,尚女已起身别去,世宗也不遑与庄妃谈论,便令她卸妆待寝,续梦高唐。庄妃年逾花信,正是婪尾春风,天子多情,佳人擅宠,恰似一对好凤凰,演出两度风流事,这且不必琐述。越两宿,世宗复召幸尚女,尚女还是心惊,推了片时,无法违旨,只好再去领赐。不意此夕承欢,迥殊前夕,始尚不免惊惶,后竟觉得畅快,一宵欢爱,笔难尽描。世宗称她为尚美人,后复册封寿妃。

  明朝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的一个黑夜,一个穿戴青衣小帽的汉子,仓皇地直奔东厂太监魏忠贤的宅第。进了魏府,此人便拜倒在地,向魏忠贤长跪叩头,涕泪横流,乞求哀怜,并甘愿为魏忠贤的干儿子,口口声声称魏阉为“父亲”。此人名崔呈秀,是巡按淮扬御史。身为宪臣、朝廷命官却甘为阉宦之子,其中定有难言之隐。

  崔呈秀(1571年—1627年),河间蓟州人(今北京市蓟县)。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31年)进士,尔后授行人职。天启初年,升为御史,巡按两淮一带。

  崔呈秀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并且善于见风驶舵,投机取巧。他看见当时东林党人势力盛,朝政又多为东林派人士所执掌,便企图力荐李三才入阁,以取悦于东林人士,使自己能混迹东林,借此掩饰丑行,继续干贪赃受贿的勾当。但崔呈秀这番乔装打扮未能奏效,他既奸且贪的本相,早已被东林人士所识破,因而拒之门外不纳。

  崔呈秀在两淮任御史期间,官虽不高,但“贪污甚着”,“有狼藉声”,淮扬士民无不指斥说,从来巡方御史还没有像崔呈秀这样“贪污可鄙”。不管是强盗还是各色罪犯,只要向崔呈秀贿赂三千金,“盗以贿释,犯以贿免”。一些政绩浊乱,应该受到参劾的官员,由于行贿崔呈秀多获免;一些才品俱劣,不应举荐为官者,也获得荐举。霍丘知县郑延祚,是个贪鄙之徒,行将受到参劾,但因贿崔呈秀千金而获免。郑延祚从中看出了崔呈秀的贪财易与,于是再行千金,竟获荐。“则是摇山撼岳之威,只供其御货攫金之用。”“其行事多类此”。在他为巡按淮扬御史期间,“出巡每有节省之费,透支至一万四千两,各县赔补甚苦。”崔呈秀如此贪赃枉法,自然难逃众人耳目。天启四年吏科给事中魏大中首“发其儂遗”,揭露了崔呈秀贪赃受贿的丑闻。

  天启四年九月,左都御史高攀龙回道考察,御史袁化中又据实反映了崔呈秀“赃私狼藉”,于是由御史李应升代为草疏,高攀龙题名上奏,“发其秽状”,“以洗巡方之耻”,吏部尚书赵南星“议戌之”。崔呈秀终被“革职听勘”。崔呈秀由此大为窘迫,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奸佞毕竟有一套“厚颜无耻”的本事,他准备为此再作一番挣扎。一天昏夜,他鼓起勇气敲开了李应升家大门,向李应升长跪求情,李应升“正色固拒,含怒而去”。崔呈秀求情未果,由此怀恨在心。但他也从自己这次找错门路中学“乖”了,转而投靠阉宦魏忠贤,于是就发生了开头所讲的那一幕堂堂御史甘为阉宦干儿子的丑剧。可见崔呈秀从踏上仕途的第一天开始,就是极不光彩的。

  当时的崔呈秀,的确是有求于魏忠贤;但其实魏忠贤亦有求于崔呈秀。两人可说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相互利用,狼狈为奸。当时魏忠贤虽说是得到熹宗的宠信,又有客氏撑腰,以司礼秉笔太监兼督东厂,但当时由于东林势盛,因而魏阉在朝廷中还是相当孤立的,并且正被廷臣交攻:御史李应升揭发他在宫内练兵;给事中霍守典揭发他滥讨建生祠的费用;御史刘廷佐揭发他肆意增加荫封恩赏;给事中沈惟炳揭发他私立刑具。魏忠贤虽然矫旨对这些廷臣严加诘责,但东林首领之一,副都御史杨连却不向邪恶低头,向魏阉发动了更大的攻势,冒死上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在杨涟受到昏庸的熹宗严旨切责后,魏大中、许誉卿等七十余人又继续交章揭发魏阉的种种不法行为。“当是时,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但由于在朝中缺乏党羽,显得力不从心,“才思得外廷为助”,正好碰上崔呈秀乞为养子,“得呈秀,相见恨晚,遂用为腹心”。崔呈秀更想乘机进行报复,立即向魏阉献策说:“不去(赵)南星及攀龙、涟等,我两人未知死所。”魏忠贤亦“大以为然,遂与定谋”。从此,他们内外勾结,撮成阉党,以对抗东林,崔呈秀是狐假虎威;魏忠贤则是如虎添翼,相互借助,党同伐异,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

  当时崔呈秀和魏忠贤共同的大敌,便是朝中那一批坚持正义的东林人士。要想倾倒东林,就必须在廷臣中大力扩张阉党势力。崔呈秀在复职后所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死心塌地替魏党网罗更多的党羽,使他们成为魏阉迫害东林、排斥异己的谋士、打手和鹰犬。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崔呈秀重新当上御史后,首疏举荐了自己的心腹孙杰、吴谆夫以及王永光等人,接着,又上疏请令京官自陈,其实这是借助魏阉的淫威,逼令更多的廷臣作违心的表态,致使清流遭摒斥、奸佞贪秽的小人却纷纷被荐起用,从而加快了扩张阉党、削弱东林的步伐。由于崔呈秀与魏忠贤的关系极为密切,那些有种种恶行的丑类,便效法起崔呈秀当年的行径来,纷纷深夜登门造府,纳贿求情,并通过崔呈秀而免祸走运。因而一时崔门“蝇集蚁附,其门如市”,皆拜为门下士,都想通过崔呈秀这条门路与魏忠贤相勾结。趋炎附势之徒的纷纷而至,使崔呈秀更加肆无忌惮,好不威风。

  又由于崔呈秀第一个拜魏阉为父,在廷臣中刮起了一股歪风,此后,这股歪风邪气便越刮越大,陆续有阁臣魏广微认为魏侄,顾秉谦、阮大铖、倪文焕、杨维垣等皆拜忠贤为父、客氏为母。这群奸佞小人掌了权后,探听朝内外大小事情,“丝微必报,如有所发,赀命立尽”。他们又利用东厂等特务机关迫害无辜,弄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重足而立,以致奸人当道,是非不清,吏政更加腐败。

  明代的勋戚贵族,或招罗非人,收纳无赖,成为流氓头子;或横行非为,自甘堕于流氓之列。据记载,这些皇亲公侯伯,中间多有一些不遵礼法、纵意妄为的流氓。他们有时将一些因犯罪逃躲或其他来历不明之人藏留在家,听候使用,有时让家人去四周州县强行霸占军民的田地,有时起盖店房,把持行市,侵夺公私之利,有时则诡称中盐,挟制官府,亏损国家的课税。“其弊多端,难以枚举”。不仅如此,这些勋戚贵族还霸占关厢、渡口、桥梁、水陂,贩卖钞贯,抽要柴草,“勒精摆渡牙保水利等钱”。下面以郭勋为例,来谈谈明代勋戚贵族的流氓性。

  据史料记载,这位翊国公郭勋,招纳亡命之徒,滥开违法大店,擅收私税,酷用官刑,四路邀截客商货物,百计霸占军民房屋,贪酷专权。举例如下:如南京是东南财赋之地,淮、扬又是鱼盐饶腴之所,临清、徐州、德州,也是齐鲁会通贸易之区,而郭勋在这些城市都设有私店,手下的伙计群聚兴贩之时,无论是水上舟船,还是陆地车辆,都悬挂“翊国公金字牌面”,骚扰地方,而一些官府关卡因摄于郭勋的权势,不敢向他们收税。郭勋就是靠自己的特权,侵渔民利,“岁入巨万”。一些权势太监所置的房产,一旦故去或失势之后,也被郭勋任情吞并,无所顾忌。如北京南城水头华丽庄有房屋一所,田连阡陌,值银3O万两,是已故萧敬太监的产业,郭勋却白白占据;东城沿沟胡同有大宅一所,在内古铜玩好之器不计其数;另外在城外还有庄田二处,值银2O万两,是已故太监魏彬的产业,郭勋也是肆意吞并,归已所有。当然,太监产业的来源也并不光明,郭勋的行为不过是黑吃黑,但郭勋这种强行霸占的行为,确实很有一些流氓的手段。此外,郭勋还将黑手伸进专管漕粮运输的漕军身上。他每年派遣一些恶党光棍将银货借给运粮军士,按月收息。当然,这种借贷本身就用心不良。光棍们百般引诱运军浪费所借银货,好使他们堕于贫窘,借此逼勒运军还债。运军无奈,只好将官船准折私债。郭勋得到船后,无论船之大小新旧,一概拆卸变价。这些运粮船成造花费不少工价,朝廷也赖以为用,一旦被拆,漕运顿时败坏。更为可恶的是,郭勋还凭借自己的权势,向一些军官勒索拜见礼。如每年河南、山东等地春秋领班都司都营,须向郭勋交纳叩头银二百两,其下领班指挥五十两,管队千户、写字旗军各五两。如果叩头银交送不及时,就会被捆打责罚。当然,这些军官也不会乖乖地从自己身上掏腰包,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从辖下当兵的行粮赏米中一一扣除,最后受害的还是那些当兵的。

  郭勋所有这些为非作歹之事,当然不用自己去动手,而是坐地运筹。在他下面,号称“谋主”者,则有张维,亡命生员杨绍言,罢斥乡官钱俊民、翁守洪,喇虎高廷,专门舞文弄法,这五人尤其是无赖当中的巨魁。此外,堪称郭勋心腹者,又有横豪官旗人员陈球、孙聪、梁永济、彭福、李福、邹经、刘宣、柴铎、郭镇、黄曙、韩杰、李魁等人,也都是“鸡鸣狗盗之辈也”。至于他手下的爪牙,则有棍徒孙锡、孙沄、裴应龙、袁亢瓒等人,专门生事害人。而每天到西厂、锦衣卫打听消息,以访察诈财为生者,则有刁泼校尉刘玖、李淮、吕保、梁木等,大都狐假虎威,军民对他们咬牙切齿。

  明代乡绅既包括致仕罢免官员,又包括丁忧在家守制的官员与捐纳钱粮而得出身的义官。这些人在乡也极不老实,专做坏事,被人称做“豪绅”。有些在朝做官的大臣,自己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似乎像一个正人君子,却纵容自己的子孙家人勾结无赖流氓,武断乡曲。如崇祯年间,大学士温体仁之子混名“八蛮”,在地方上强横奸淫。百姓积忿不平,“以绳絷其足,曳至金鱼漾,奔驰不止,皮肉无一存者”,倒算是恶有恶报。

  先来看看致仕官员在家乡的违法流氓活动。如成化年间,在四川内江县,一些致仕为民官员,不知廉耻,常在一些府州县与官吏通融关系,只要碰到民间有争占田土、户婚、斗殴大小事件,就兜揽过来,颠倒是非,紊枉曲直,凡是有财的,他们就包庇,凡是无财的无辜之人,他们就诬陷。每年春秋行乡饮酒礼时,这批豪强也违背常例,身着冠带,坐在席尊位置,虚张声势,欺压齿德。当遇到分巡官员到县的时候,这些丧尽廉耻的乡绅就带上酒前去谒见,叙叙乡情,拜托事情。假若只是这样,还不甚为过。更有甚者,有些致仕官员,在乡为所欲为。他们倚仗自己的势力,又靠着子孙众多,每当下乡时,就如虎狼一般害人。小民百姓一见到他们,就四处逃窜,他们就将小民抓回来,锁在牛栏中。有些百姓因为受气不过,就上吊自杀,有些则因饥寒故疾而累死。

  其次,我们来看看丁忧在家官员是如何不守本分,充当地方豪强角色的。成化十八年(1482年),原任南京监察御史方略丁忧居乡。在乡期间,他霸占其叔的田产,抢夺寡居嫂子的棺具。不仅如此,他还置朝廷守制大礼于不顾,在守制期间,放纵儿子饮酒作乐。多行不义,必然自败。这位方御史最后被族人告发,朝廷遣官勘治,却被轻描淡写地拟上“赎杖复职”的处罚。明宪宗认为方辂在乡多所违法,“难居风宪”,所以将他降为陕西录州卫经历这样一个杂职。

  明熹宗的匠才

  万历四十八年(162O年)是明朝宫廷中最为混乱的一年。常洛带病登极,做了皇帝,这便是明光宗。然而时仅一月,到九月初一,明光宗也因病中误服“红丸”而卒。九月初五,皇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这时他年仅十六岁。

  一月之内,连丧二帝,又接连有两个新皇帝登极,事情本已不少,偏偏又有明神宗的郑贵妃、明光宗的李选侍,恃宠把持宫闱,把朱由校控制在手里,不让他去见文武百官。幸有杨涟等官吏,不顾性命,斥开宦官,才从宫中将朱由校抢出,继了皇位。这时的明宫可谓是乱作了一团。

  熹宗登极,文武百官松了口气,以为国家大事总算有了着落,谁想到这位少年天子,从登极之始就表现出了十足的昏庸无道,嬉戏怠政。

  对于管理朝政,明熹宗既无兴趣又无能力,有时候简直像个白痴。但是对于玩物游乐,他则有着广泛爱好。这一来正中宦官们的下怀,他们整天围在熹宗左右,引导他玩乐,倡优声伎,狗马射猎,无所不备。有一次熹宗与宦官们一起在宫苑中划船,不小心闹翻了船,落到水中,险些丧命。事过之后,他依然如故,没有接受一点教训。

  除去与宦官们游乐嬉戏之外,明熹宗还有一个特殊爱好,那便是做漆木工。

  他曾雕镂木器制成炉灯的小屏风八幅,上刻寒雀争梅图,十分精巧。他还创制了一种“水傀儡(木偶)戏”,所制傀儡人在人的操动下,可以表演“东方朔偷桃”、“三宝太监下西洋”等节目。他亲手制作了喷水机关,能够让水势逆飞,如同瀑布泻下,又直冲而上,如同玉柱,可以凭水势托住一个镀金木球,盘旋不落。虽然都只是些玩具,工艺则确实不错。

  倘若明熹宗去当个漆木工的话,说不定能成为一代能工巧匠,可他却偏偏命中注定做了皇帝,这样一来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

  当时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乳母客氏勾结在一起,把持了朝政,明朝的政治更加黑暗腐败。《明史.刑法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述: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入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

  北京城中当时有一句民谣:“委鬼当朝立,茄花遍地开。”委鬼,合起来是个魏字,茄音近客,茄花即指客氏。又有“八千女鬼乱朝纲”之谣。“八千女鬼”四字合起来也是一个魏字。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客、魏专权的不满。

  可是明熹宗对此却似茫然无知,不闻不问。魏忠贤等人正是利用了他的昏庸,大肆迫害东林党人,将朝中正直的官员杀的杀,罢官的罢官,残害殆尽。

  熹宗一朝,不仅官员们遭到迫害,就连皇后妃嫔也难逃客、魏的毒手。皇后张氏有娠,客氏密使心腹宫人,用计堕胎。张裕妃性直烈,客魏视为异已,幽禁宫室之中,活活饿死。李成妃亦遭同样命运,她事先将食物藏在瓦间,幽禁半月不死,斥为宫人。冯贵人曾有宠于熹宗,客、魏恐不利于他们,乘其有病,将她害死。不少后妃遭难,明熹宗竟如罔闻。当时人说:“帝性善忘,所用之人为客、魏摈斥,遂不复记忆问及。”

  明熹宗在位七年,除去嬉戏玩闹,没干过一件正经事。罢孙承宗,杀熊廷弼,使辽东形势愈加不可收拾,整个辽东都几乎为清(后金)所占。连年灾荒,不恤不赈,终于激起了陕北农民大起义,敲响了明王朝灭亡的丧钟。

  朱元璋登上皇帝位后,实行空前绝后的专制制度,军政大事,生杀予夺,全由皇帝裁决,大臣不得参预。大臣只能提提意见,提得不对的,就遭受廷杖或杀头,在那时大臣贱如奴隶。为了皇权至尊,巩固皇帝独裁权,以传之万世,他立了许多祖训,不准后代皇帝干这干那,其中有一条是“不准宦官干政”,并把这六字写在牌上,竖立在内宫,他以为有了这块皇帝御制牌,便可以避免发生汉、唐的宦官之祸了。但事与愿违,他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实行的极端专制制度恰恰是培育宦官干政的土壤。极端专制的特性之一是不信任大臣,怕出现权臣,危及皇权,正因这种特性发作,朱元璋才下令取消自秦汉以来设立的丞相官制,中央各部门的奏事都由自己来独裁,他担心自己死后,后代皇子皇孙恢复此官制,又立了一个祖训:以后子孙不准设丞相,臣下有奏请设丞相的处以极刑。但皇帝日理万机,总得有辅佐的人,于是设几个大学士,称阁臣,但只当顾问,承旨办事,不得参预决定,更不准干预中央各机关的事。这么一来,皇帝的事就空前繁忙,朱元璋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种非常案件。对如此繁忙的政务,朱元璋、朱棣等还可拼命应付,轮到他那些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在女人、宦官之手长大的花花大少皇帝们,不仅不能也懒得应付了,至于那些皇帝娃娃就更谈不上批阅了,只好假托阁臣之手代拟出意见,时称“票旨”,再由这些花花大少皇帝或娃娃皇帝来照抄批写。而这些阁臣又不能将其意见直接交给皇帝,只能由宦官转呈,阁臣恐自己写不清楚,还要请宦官作补充说明;皇帝的决定,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也由宦官传递,这样宦官就可插手军政事务,权力日益膨胀,以至由宦官代拟甚至不用转奏皇帝,由自己矫旨办事。宦官的权力不仅可以处理全国军政事务,而且无所不监,监军、监矿、监税,掌握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内厂等各种特务机关,监视全国官僚和军民。这是因皇帝最信任的是宦官,特别是皇帝的贴身宦官,故放手委托他们管理一切,监视一切,他们实际上是皇帝的化身,行使着皇帝的权力。

  对于朱元璋竖立那块“不准宦官干政”的御制牌来说,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搬掉那块牌的不是别人,而是英宗朱祁镇最崇拜、最信任的宦官王振。宦官王振搬去那块牌标志着宦官干政开始。王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明史.王振传》记载:他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少年时当教官,后自愿净身入宫在内书堂教小太监读书。朱祁镇在东宫时,他侍左右。朱祁镇即帝位,称英宗,因“振狡黠得帝欢”,任他为司礼太监。这样,中央各机关奏事都要经过他上呈下达。那时英宗才九岁,因喜欢他敬佩他,事事听他的,称他为“王先生”。他教导英宗用严刑峻法统御群臣,说这样做可防止群臣欺蔽,于是大臣不断被捕入狱,王振的权力越来越大,公侯贵戚称他“翁父”,不少大臣见他都要跪拜,不跪拜他或认为讥讽和反对他的,不是借故削职就加罪杀害,因之畏祸而向他阿附送贿的日多。他与投靠他的大臣结成私党,操纵朝政,俨然太上皇。他与其私党肆行无忌,贪污勒索,贿赂公行。自王振专政以来,明朝政治腐化,边防松弛,因而瓦刺得以入侵,边报传至京师,王振不作充分准备,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北上亲征。大军抵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军屡败,惧不敢战,又立即折回,走到距居庸关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刺追兵已到,明军溃败,英宗被俘,王振为乱兵所杀。史称“土木之变”。英宗弟朱祁钰继位,称景泰帝,任用了于谦为帅,击败来犯京师的瓦刺军,瓦刺统帅也被逼放回英宗。英宗乘景帝病危,武甭侯石享等率兵入南宫,拥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正派官员相继被害。英宗死,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政权又落入另一宦官汪直的手里。《明史.汪直传》记载:英宗为刺探外事,除了锦衣卫和东厂处,又设西厂,任命汪直主持,从此大的冤狱不断出现,即使是民间斗骂鸡狗琐事,也用重刑,令官民惊恐不安。汪直权势日炽,他每次出行,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走,兵部尚书项忠不避,便进行污辱,后借故削为平民。凡大臣不屈者,汪直皆加以陷害,被削职的有尚书董方、薛远、大学士商辂、左都御吏李宾等数十人。朝臣无耻者多附和汪直,乃至跪拜,因而得据要津。汪直奉命出巡,御史、主事等官跪拜马前,各地边防都御史了谒见于路,守令不如意即加在鞭鞑。为立边功自固,屡出任监军,诈称寇边,讨伐邀功,致引起边患。后来他的罪行虽暴露,但宪宗对官民则严加镇压,对汪直则手下留情,只降官发往南京。

  至武宗朱厚照在位时,十分宠信宦官,政治更腐败。当时得宠的宦官有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人号“八虎”,而刘瑾尤其狡狠。《明史.刘瑾传》记载:刘瑾很仰慕王振,便学他的样,向武宗日夜进鹰犬、歌舞、杂戏,并引导武宗出外微行。刘瑾还劝武宗令内臣镇守者各贡万金,还奏请置了三百余所皇庄,以压榨农民血汗,以满足武宗游乐,因而博得武宗的欢心,被任为司礼太监。并由其党马永成掌东厂,欲大用掌西厂,刘瑾则复立内厂,三厂作威作福,特务四出罗织人罪,严刑酷法,被捕入狱,少得存者。由于武宗怠于政事,奏章及内阁的“票拟”(由阁臣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称票拟)最后都由刘瑾批决,实际是行使皇帝权力。当是时,刘瑾权倾天下,凡入朝或出使官员皆送贿,只要送贿,有天大罪也可化无罪;而对反对或违己意的,陷害、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少人因此被害死或破家荡产。他把忠直的臣录入“奸党”,把奸臣称为“忠臣”。刘瑾乱政时,政治腐败,贿赂公行。仅刘瑾搜括刮有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仅银子一项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后刘瑾罪行败露,被凌迟处死。

  到熹宗时,宠信宦官魏忠贤,其乱政达到高峰。《明史.魏忠贤传》记载:魏忠贤跟抚养朱由校的奶妈客氏相爱(即所谓“对食者也”),互相勾结。光宗死,十六岁的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因客氏在熹宗面前说好话,魏忠贤得任秉笔太监。魏忠贤引熹宗声色犬马,熹宗深信之,故他势日盛。熹宗即位初,东林党人掌握朝政,反东林党人见魏忠贤得势,便依附之以攻击东林党人,东林党称这新组成的党是“阉党”。由于熹宗厌政,忠贤得操纵朝政,矫旨胡作非为,副都御史杨涟愤甚,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因客氏从旁帮助,熹宗竟下旨罢免杨涟。朝内外东林党的人纷纷上章揭露魏忠贤罪行。魏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魏忠贤罗织罪名,进行屠杀。先是将东林著名首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逮捕下狱,拷打逼供,折磨而死。不久,魏忠贤再兴大狱,逮捕东林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除高攀龙投水自杀外,其余六人都被拷打惨死于狱中。在朝的其他东林党也都被贬逐。于是,内外大权一归魏忠贤,朝廷内外全是阉党,其党骨干有“五虎”、“五彪”、“十黎”、“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其党中善于吹牛拍马之徒,为魏忠贤歌功颂德,把魏忠贤捧得高到无以复加。有的论魏忠贤应配孔子,有的则请为魏忠贤建生祠,甚至大学士拟的“票旨”,却说“朕与厂臣”,把魏忠贤与熹宗并列。熹宗死,其弟朱由检即思宗继位,嘉兴贡生钱嘉徵劾魏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剥削人民,十通关节。思宗遂下令将魏忠贤贬谪凤阳,接着又派人逮捕治罪。魏忠贤闻知,畏罪自杀。

  宦官乱政,其靠山是皇帝。宦官没有皇帝无以存在,皇帝没有宦官就难以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明朝中期以后,宦官权如此之大,除了利用其监视群臣和军民外,还要利用宦官进行掠夺,如扩大皇庄、监矿、监税,以及为皇宫服务的经济活动,加上明代昏庸之主又如此之多,甚至批准奏事的大权也下放给宦官,于是,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就成为事实上的皇帝。这些宦官大多既无知识或知识不多,也无从政经验,他们办事往往靠一些贪佞之徒为之出主意,其本性又贪婪,不乱政才怪呢!

  顶级现场:福特的信贷战略

  福特汽车公司旗下拥有7个著名汽车品牌系列:福特、林肯、水星、美洲豹、阿斯顿·马丁、马自达和沃尔沃的轿车部门。此外,还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系统之——Visteon,全球最大的汽车信贷企业——福特信贷,以及Hertz汽车租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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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客是企业的利润源泉。信贷制度的建立,对企业在顾客心中树立良好形象和诚实信用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能与顾客保持长期的诚信关系。

  金钱是一种可即刻伸缩的能源,你只要加进一点爱和智慧,并将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它就能为你带来更多的财富,就如同传说中的摇钱树一样。

  行动指导

  企业应优化自己的贷款方案,其中有三点需要企业最为注意。

  第一是中小企业在融资之前应该多方面搜集信息,选择银行要货比三家,进行比照,选择相对利率较低的银行去贷款。

  第二是融资规模设定要合理,贷款资金不足会制约企业的发展,而贷款资金太多又会增加融资成本,还会造成多余资金的闲置浪费,企业应通过各种科学手段来合理设定融资规模。

  第三是融资期限设定要合理,企业贷款用款的时间有长有短,合理地制定融资期限可以避免多付利息,应根据企业自身的资金用途和风险性偏好来制定合理的融资期限。

  明朝时北部少数民族首领俺答率众到京,沿途大掠,又放起一把无名火来,将京城外面的民居,尽行毁去,百姓无家可住,东逃西散,老的小的,多半毙命,年纪少壮的,遇着寇众,不是被杀,就是被掳,内中有一半妇女,除衰老奇丑外,尽被这班鞑奴,牵拉过去,任情淫污,最有姿色的几人,供俺答受用,轮流取乐。大将军仇鸾,本畏俺答,因听时义、侯荣言,讨好朝廷,勉强入援,即至京师,哪敢与俺答对仗?只得仍遣时义、侯荣,再去说情。两人至俺答营,见俺答踞坐胡床,左右陪着妇女数人,统是现成掳掠,临时妻妾,两人也顾不得甚么气节,只好跪叩帐下。俺答道:“你来做什么?想是又把金币送我,倒难为你主人好意。”时义道:“大王欲要金币,也是不难,但深入京畿,震动宫阙,恐我皇上动疑,反不愿颁给金币了。”俺答道:“我并不愿夺你京城,我只教互市通贡,每岁得沾些利益,便可退兵。”时义道:“这也容易,谨当归报便了。”两人返报仇鸾,鸾闻帝意主战,一时却不敢上闻。俺答待了三日,并无信息,乃遣游骑至东直门,闯入御厩,掠得内监八人,还至虏营。俺答也不去杀他,反将他一律释缚,好言抚慰道:“烦你等做个传书邮,我有一书,寄与你主便是。”说罢,便将书信取出,交与八人。八人得了命,出了番帐,奔回东直门,入城禀见世宗,呈上番书。书中大意,无非是要求互市,请通贡使,结末有如不见从,休要后悔等语。世宗阅罢,便至西苑,召见大学士严嵩、李本,尚书徐阶,出书使视道:“卿等以为何如?”严嵩瞧着来书,语多恫吓,暗想此事颇不易解决,依他也不是,不依他也不是,当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启奏道:“俺答上书求贡,系关系礼部的事情,陛下可详问礼部。”礼部尚书徐阶,听了嵩言,暗骂道:“老贼!你要嫁祸别人么?”心中一忖,也即启奏道:“求贡事虽属臣部掌管,但也须仰禀圣裁。”世宗道:“事关重大,大家熟商方好哩。”阶踌躇半晌,方道:“现在寇患已深,震惊陵庙,我却战守两难,不便轻举,似应权时允许,聊解眉急。”世宗道:“他若果肯退去,皮币珠玉,俱不足惜。”阶复道:“若只耗费些皮币珠玉,有何不可?但恐他得步进步,要索无厌,为之奈何?”世宗蹙额道:“卿可谓远虑了,惟目前寇骑近郊,如何令退?”阶又道:“臣却有一计在此。俺答来书,统是汉文,我只说他汉文难信,且没有临城胁贡的道理,今宜退出边外,别遗使赍呈番文,由大同守臣代奏,才可允行。他若果然退去,我却速调援兵,厚集京畿,那时可许则许,不可许,便与他交战,不为他所窘了。”世宗点头称善,命阶照计行事。

  阶即遣使往谕,嗣得俺答复书,务须照准,令三千人入贡,否则将添兵到此,誓破京师。阶见此书,先召百官会议,并宣布俺答来书,各官瞠目伸舌,莫敢发言。忽有一人高声道:“我意主战,不必言和。”徐阶瞧将过去,乃是国子司业赵贞吉,便问道:“君意主战,有何妙策?”贞吉道:“今日若许入贡,他必拣选精骑三千,即刻入城,阳称通贡,阴图内应,内外夹攻,请问诸公如何抵敌?就使他诚心通好,无意外的变故,也是一场城下盟,堂堂中国,屈辱敌人,宁不羞死!”检讨毛起接口道:“何人不知主战?但今日欲战无资,只好暂许要求,邀使出塞,然后再议战备。”贞吉叱道:“要战便战,何必迟疑!况寇众狡诈异常,岂肯听我诱约么?”徐阶见两下龃龉,料知不能决议,索性起座而去,自行入奏。

  是夕城外火光,越加猛烈,德胜、安定两门外,统成焦土,世宗在西内遥望,只见烟焰冲霄,连夜不绝,不禁搔首顿足,只唤奈何。内侍也交头接耳,互述日间廷议情状,适被世宗闻知,问明详细,即令宣诏赵贞吉入对。贞吉奉命即至,由世宗颁给纸笔,饬他条陈意见。贞吉即援笔直书,大旨:“以寇骑凭陵,非战不可,陛下今日,宜亲御奉天门,下诏罪己,追奖故总兵周尚文,以励边帅,释放给事沈束出狱,以开言路,饬文武百司,共为城守,并宣谕各营兵士,有功即赏,得一首功,准赏百金,捐金数万,必可退敌”云云。这疏一上,世宗颇也感动,立擢贞吉为左椿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饬户部发银五万两,宣谕行营将士。惟贞吉所请追励各条,仍未举行。是时俺答已纵掠八日,所得过望,竟整好辎重,向白羊口而去。有旨饬仇鸾追袭,鸾无奈,发兵尾随敌后,谁料敌兵竟返旆来驰,吓得仇鸾胆战心惊,急忙退走。部兵亦霎时溃散,等到敌兵转身,徐徐出塞,然后收集溃卒,检点人数,已伤亡了千余人。鸾反在途中枭斩遗尸,得八十余级,只说是所斩虏首,献捷报功,世宗信以为真,优诏慰劳,并加鸾太保,厚赐金帛。

  京中官吏,闻寇众退去,互相庆贺。不意有严旨下来,饬逮尚书丁汝夔,都御史杨守谦下狱。原来京城西北,多筑内臣园宅,自被寇众纵火,免不得一并延烧。内臣入奏世宗,统说是丁、杨二人,牵制将帅,不许出战,以致烽火满郊,惊我皇上,伏乞将二人治罪,为后来戒。世宗闻言大怒,所以立刻传旨,将二人逮系起来。汝夔本受教严嵩,才命各营停战,至此反致得罪,连忙嘱着家属,向嵩乞救。嵩语来人道:“老夫尚在,必不令丁公屈死。”来人欢谢去讫。嵩驰入见帝,谈及丁汝夔,世宗勃然变色道:“汝夔负朕太甚,不杀汝夔,无以谢臣民。”这数语吓得严嵩,只好踉跄趋出,不发一言。至弃市诏下,汝夔及守谦,同被绑至法场,汝夔大哭道:“贼嵩误我!贼嵩误我!”言未已,刀光一下,身首两分。守谦亦依次斩首,毋庸细述。

  过了一日,又有一道中旨颁下,着逮左谕德赵贞吉下狱。看官听说!这赵贞吉因奏对称旨,已得超擢,如何凭空得罪呢?先是贞吉廷议后,盛气谒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阍人。说他有意刁难,正在吵嚷的时候,忽有一人走入,笑语贞吉道:“足下何为?军国重事,慢慢地计议就是了。”贞吉视之,乃是严嵩义子赵文华,官拜通政使,不禁愤恨道:“似你等权门走狗,晓得甚么天下事?”言毕,悻悻自去。文华也不与多辩,冷笑而入,当即报知严嵩,嵩仇恨益甚。至俺答已退,遂奏称:“贞吉大言不惭,毫无规划,徒为周尚文、沈束游说,隐谤宸聪。”这句话又激起世宗的怒意,遂命将贞吉拘系数日,廷杖一顿,谪为荔波典史。

  当贞吉主战时,廷臣俱袖手旁观,莫敢附和,独有一小小官吏,位死最卑,恰朗声道:“赵公言是。”吏部尚书夏邦谟,张目注视道:“你是何等官儿,在此高论?”那人即应声道:“公不识锦衣经历沈铼么?公等大臣,无所建白,小臣不得不说。铼么恨国家无人,致寇猖獗,若以万骑护陵寝,万骑护通州军饷,再合勤王军十余万,击寇惰归,定可得胜,何故屡议不决呢?”邦谟道:“你自去奏闻皇上,我等恰是无才,你也不必同我空说。”铼益愤愤,竟拜表上阵,世宗全然不理。铼闷闷不乐,纵酒佯狂。一日,至尚宝丞张逊业处小饮,彼此纵论国事,谈及严嵩,铼停杯痛骂,涕泪交颐。既然晚归寓,余恨未平,慨然叹息道:“自古至今,何人不死?今日大奸当国,正忠臣拚死尽言的时候,我何不上书痛劾?就是致死,也所甘心。”计划已定,遂研墨展毫,缮就奏牍道:昨岁俺答犯顺,陛下欲乘时北伐,此正文武群臣,所共当戮力者也。然制敌必先庙算,庙算必当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大学士严嵩,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诌谀则曲意引之,索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则日由我赏之,罚一人,则日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隐为之地,二也;揽御史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贷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隐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嫉贤妒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贿,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权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明知臣言一出,结怨权奸,必无幸事,但与其纵奸误国,毋宁效死全忠。今日诛嵩以谢天下,明日戮臣以谢嵩,臣虽死不余恨矣。

  写至此,读了一遍,又自念道:“夏邦谟恰也可恶,索性连他劾奏。”遂又续写数语,无非是吏部尚书夏邦谟,谄谀黩货,并请治罪等情。次日呈将进去,看官试想!一个锦衣卫经历,居然想参劾大学士及吏部尚书来,任你笔挟龙蛇,口吐烟云,也是没有效力。况世宗方倚重严嵩,哪里还肯容忍?严旨一下,斥他诬蔑大臣,榜掠数十,谪佃保安。同时刑部郎中徐学诗,南京御史王宗茂,先后劾嵩,一并得罪。学诗削籍,宗茂贬官。还有叶经、谢瑜、陈绍,与学诗同里同官,俱以劾嵩遭谴,时称为上虞四谏官。此外所有忤嵩各官,都当京察大计时,尽行贬斥,真个是一网打尽,靡有孑遗。

  惟仇鸾党附严嵩,愈邀宠眷,适值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事,以营政久驰,疏请整饬,略谓:“国初京营,不下七八十万,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逐渐裁并,额军尚有三十八万余人。今武备积驰,现籍止十四万,尚上虚额支饷,有名无实。近届寇骑深入,搜括各营,只有五六万人,尚且老弱无用,此后有警,将仗何人”等语。何不叫中饱的官吏去?世宗览奏,立命废止团营两官厅,仍复三大营旧制,创设戎政府,命仇鸾为总督,邦瑞为副。鸾既揽兵权,并欲节制边将,因请易置三辅重臣,以大同总兵徐珏驻易州,大同总兵署授徐仁,宣府蓟镇总兵李凤鸣、成勋,亦彼此互易。并选各边兵更番入卫,分隶京营。塞上有警,边将不得征集,必须报明戎政府,酌量调遣云云。世宗一律允准,将原奏发下兵部。王邦瑞以为不可,极力谏阻,一番斥责。且特赐仇鸾封记,令得密上封章,一切裁答,俱由内批发行,不下兵部。邦瑞又屡疏争辩,恼动世宗,竟令削职。邦瑞归去,仇鸾益无忌惮,扬言将大举北征,命户部遣使四出,尽括南都及各省积贮,并催征历年逋赋,作为兵饷,所在苛扰。经礼部尚书徐阶,从中奏阻,始得稍寝。

  既而俺答又有入寇消息,鸾忙令时义出塞,赍了金币,贿结俺答义子脱脱,情愿互市通贡,不可动兵。脱脱禀知俺答,俺答自然乐许,遂投书宣大总督苏祐,转致仇鸾。鸾与严嵩定议,每岁春秋两市,俺答进来的货物,无非是塞外的马匹,因此叫做马市。

本文标题:明代秘史:昆腔曲圣魏良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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