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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秘史:马铎奇遇两妇人

日期:2018-10-05 12:32 来源:网络 错误指正:有问题联系小编阅读:

  长乐(今福建长乐县)马铎,是永乐十年(1412年)夺魁的。他的夺魁有神人在暗中相助。

  永乐九年(1411年),马铎以岁贡生的资格入京会试。有限的盘缠都是向亲友筹借的,所以只能脚穿草鞋,身背包囊,以步行为主。

  有一天,他正趱程赶路,见一女尸暴露在路旁,于心不忍,不仅脱下身上的衣服将尸身盖住,而且还将尸体设法移至一古墓安葬下去。这样一来就耽误了不少时间,眼见得旷野茫茫,夜幕四垂,正凄惶间,忽见远处有一点微微的灯光。他走过去一看,原来是疏林中有间茅屋,就大着胆子叩门求宿,不料开门的却是个素装少妇。那少妇不卑不亢,询知来意后,便答应借宿。这使马铎倒有些犹豫。他回头一看,天已大黑,而自己奔波一天又十分困倦,只好硬着头皮进里屋歇息。他低着头不敢看那少妇,也不多说话,放下行李,纳头便睡,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及至醒来,天已黎明,便匆匆告别少妇打算赶路。那少妇不说别的,口占一绝道:寒夜多蒙到妾家,炉中无火未烹茶。

  郎君此去登金榜,雨打无声鼓子花。马铎一边听着一边低头向外走,觉得头三句都好懂,唯末句难以理解,想问问清楚。一回头,令他大吃一惊:哪里有什么茅屋?哪里有什么少妇?只见树木扶疏,一?黄土,睡处则是古冢旁边的一块大石头!

  惊讶归惊讶,还得急忙赶路。

  又有一天,马铎穿行在一条田间小径上。这小径仅只能容一人行走。走着,走着,突然一位农妇挑着一担柴,挡住了去路。马铎想退回去避让,但退要退半里多路,心下又有些迟疑。那农妇看出了他的心思,就主动搭话道:“先生大概是进京赶考的举子吧!那么我出一句上联,您对得上,我宁愿涉泥淌水让路;对不上,您只得屈尊或下田或回头了。怎么样?”马铎心想:被你一个农妇难住了,我还进京赶什么考?便爽快答应了。那农妇抬起一只脚对马铎:“我的女儿善于刺绣,并且特别喜欢绣菊花。我这双鞋就是女儿做的。不过她自己的鞋上绣的是菊花,而小妇人的鞋上则都是绣的菊蕊。我问她为何这样,她说:‘娘天天清晨出门,路草中多露水,蕊遇露水不就开了吗?‘但小妇人鞋上这菊蕊却从来都不开放,因而戏成一句下联:‘青鞋绣菊,朝朝踢露蕊难开‘。可是上联老想不好,先生是饱学之士,请以上联赐教。乍一听,马铎觉得并不难对,但认真推敲起来,确实还颇为难。这些时日急于赶路,形同脚夫,思路也枯涩不灵了。想了一会,觉得一时还对不了,又不想多耽误时间,正打算脱鞋下水让路,忽然一声响,好象有什么东西飞过。他一抬头,农妇已经不见了,眼前阡陌纵横,小径笔直通向大道。原来是走得太急,误入叉道而已。遂快步折入大道,一路上追忆当时的情景,玩味刚才的对句,心下好生惊诧。

  总算到了京城,且顺利地通过了会试。到殿试交卷的时候,主考见他两鬓霜斑,长相跟永乐帝十分相似,心中暗暗称奇。读过他的文章之后,又觉得笔力雄健,火候纯熟,便力荐此卷,拟选为状元。不料当时的宰相白云庆有个刚成年的爱女,欲选本科状元为婿,他所属意的是林志。林志是福州人,乡试第一,会试又第一,且少年英俊,的确堪为佳婿。林志本人也以为这科状元稳拿。后来听说已将马铎拟为状元,心中怏怏不乐,很是不服。

  白云庆得知状元拟选了年将半百的马铎,也十分气恼,于是使尽千方百计,想为林志挽回。而主考却一步也不肯退让。

  传胪那天,永乐帝听说在定状元的问题上尚有争议,便令两人上殿面试。两人上殿叩拜毕,站在一旁。永乐帝见马铎年龄虽大,但稳健非常,其貌又与自己相象,也暗暗称奇。又见林志少年翩翩,气宇轩昂,亦颇感有动人之处。当时永乐帝手中正持有一把绘有梅花的白扇,就指扇为题,要求二人比对。皇上的出句是:白扇画梅,日日迎风花不动;

  林志一时答不上来。马铎立即对道:青鞋绣菊,朝朝踢露蕊难开。永乐帝高兴地点了点头,又指殿外一盆铃儿草,云:风吹不动铃儿草,马铎又随口应道:

  雨打无声鼓子花。

  永乐帝见马铎对得既迅捷又工稳,连声赞道:“真状元之才也!真状元之才也!”阶下百官同声称贺,林志亦施礼表示佩服。

  马铎就这样争得了状元。

  设西厂施淫威

  成化十三年正月,宪宗决定设立西厂,御马监太监汪直成为最合宪宗心意的人选,于是,便降旨让汪直主持西厂事务。西厂设在北京旧灰厂灵济宫前。西厂的主要成员,是从锦衣卫官校中挑选善于侦探者组成的。它是在皇帝直接操纵下与锦衣卫、东厂平行的特务机构。所属特务人员比东厂多一倍。

  汪直掌握了西厂大权之后,为表明自己对宪宗的忠诚,骗取更大的信任,他使尽全身解数,指挥党羽及其爪牙,滥用权力,大打出手。

  他首先抓住覃力朋案件,大做文章。覃力朋是南京镇守太监。赴京朝贡之后,以官船百艘,满载食盐,离京返回。这在当时,也是违犯国家规定的。在归途中,覃力朋依仗权势,为非作歹,骚扰州县,官民十分气愤,但无人敢于拦阻告发。当其船队行至山东武城县时,该县有个典史带人拦阻,并进行盘查。覃力朋看到一个小小的典史,竟然有如此举动,就暴跳如雷,猛力向其头部打来,典史的牙齿被打掉,满嘴出血;不仅如此,还拔箭射杀一人。不久,汪直得到这个情况后,立刻下令让其爪牙逮捕了覃力朋,依据其殴打官吏、杀死无辜的罪行,拟处斩刑。尽管覃力朋多方周旋,得到宽宥,但汪直却以此捞取了资本,被宪宗视为执法如山、秉公办事的忠良。

  锦衣卫百户韦瑛,本是个无赖,曾冒充内官姓韦,从征延绥,被提升为百户,这也是一个心狠手毒的家伙。他看到汪直平步青云,恩宠日盛,权势日重,便向汪直投靠。汪直新任西厂头子,急欲收罗党羽,一见韦瑛就与他结为心腹。从此,韦瑛成为他最得力的干将,二人策划于密室,狼狈为奸,屡兴大狱,制造了一连串令人不寒而栗的冤案。

  这年二月,建宁卫指挥杨晔与其父杨泰,在家乡被仇人所告。杨晔,福建建安人,是明少师杨荣的曾孙。在家乡遭仇人所告后,为了避祸,就逃至京城,躲在姐夫、礼部主事董屿家里,并向董屿说明了事情的缘由。董屿感到事情难办,就去找韦瑛,请求帮助。阴险毒辣的韦瑛新投汪直,正想搞到一个像样的情报,以取得汪直的信任。他向董屿问明了情况,当面满口答应为之周旋,并请董屿、杨晔等放心。暗中却立即报告给汪直,并且添油加醋地说:“杨晔父子杀人惧罪,携带金银巨款,逃至董屿住所。他们想贿赂有关官吏,以缓其狱。”汪直得报,大动干戈,马上让爪牙逮捕了杨晔父子及董屿,投入监牢,动用酷刑三琶,硬行逼供。三琶是明代的一种酷刑。《明书》说:“其最酷者曰琵琶。每上,百骨尽脱,汗下如雨,死而复苏。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又派人抄了董屿的家,结果,一无所得。杨晔在狱中,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就胡说有一笔钱财寄存在兵部主事杨仕伟家里。汪直得到这个口供,连夜让韦瑛带人突入杨家,逮捕了杨仕伟,下到诏狱,并且把他的妻子也捉拿追问。这一案件的结果,杨晔惨死于狱中,杨泰被处斩,杨仕伟被贬官,不少人遭到株连。

  汪直在宪宗的支持下,在短短的二三个月里,大量派遣爪牙到京城内外,各王府、边镇、南北河道,都有他的爪牙。他们声言“亲承密旨,得专予夺”,肆无忌惮地捕人、杀人,弄得官吏和黎民百姓人人自危,提心吊胆。

  而这时候的汪直,也不像先前那样夹着尾巴做人。他依靠宪宗的宠信,又凭借手下有一大群爪牙,处处摆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架子,每次出行,都有许多随从,前呼后拥。每遇官民,无不责令下马。即使是朝中大臣,在路上遇见他,也都赶忙改道而行,惟恐惹出是非,蒙受不白之冤。兵部尚书项忠是很有权有势的,这天早朝,在路上见到汪直,没有主动让道,这就激怒了汪直。汪直不仅破口大骂,还唆使校卒闯进宫中对项忠横加指责。朝毕,项忠又被一伙暴徒拥逼而去,受尽凌辱。一个堂堂的兵部尚书,仅仅由于没有给汪直让道,屡次受侮辱,有苦无处申诉。其他官员,也就不必再说了。

  西厂特务头子汪直滥施淫威,引起大臣的强烈不满。大学士商辂与万安、刘?、刘吉联名给宪宗皇帝上奏,疏中列举了汪直十一条罪状。

  这个奏章,列举了西厂擅作威福、生杀予夺的大量事实,把汪直特别是韦瑛的狰狞面目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表达了朝中群臣的心愿。

  不料,头脑发昏的宪宗皇帝,不辩忠奸,看完这个奏章后,怒气冲冲地说:“朝廷用汪直缉访奸弊,有何坏事!”当即召来司礼监太监怀恩覃吉、黄高,要他们一同到内阁,去找商辂等阁臣传达口谕,查明“疏出谁意?”究竟是谁带头上了这样的奏章?企图分化阁臣,予以压服。

  怀恩等来到内阁,向阁臣们转述了皇上的谕旨。阁臣们听后,非常气愤。商辂义正辞严,再次向怀恩等数说了汪直的罪行:“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直不切,天下安得无危?”

  针对宪宗所谓“是谁先主意”的追问,商辂回答说:“臣等同心一意,为国除害,无有先后”。阁臣万安、刘?、刘吉也慷慨陈词,具实以对。刘?声泪俱下,说道:“某等奉侍皇上于青官,迨今几二十年。……今忽汪直为害,使远近不安,何忍坐视?某等誓不与彼戴天!”

  刘吉也按耐不住心中怒火,说道:“汪直之罪,纵使某等不言,不日必有言之者。”

  怀恩秉怀耿直,虽为太监,但不愿与汪直同流合污,对汪直一伙制造冤狱之事,也很不满。来到内阁,听了阁臣们的诉说,当即表示:“我当具实回话。倘上召问,望诸公不要改口另行。”商辂环顾诸位,非常激动地说:“诸公皆为国如此,我就不再有什么忧虑了。”

  怀恩等回来,如实地向宪宗皇帝汇报了阁臣们的意见和态度。宪宗看阁臣们意见一致,态度坚决,感到不大好办。

  就在这时,兵部尚书项忠又联合部院大臣、联名上书,揭露汪直一伙的罪行,乞请罢除西厂。

  两天来,宪宗看到朝中大臣,群情激愤,异口同声怒斥汪直,要求撤销西厂,无有任何回旋余地。如果,置此不顾,继续公开袒护汪直,必将激化矛盾。迫于群臣这种压力,宪宗皇帝宣布撤销西厂。但他对汪直仍然是信而不疑。他明的是让汪直回御马监,暗中继续让汪直从事侦缉工作。

  汪直这个腐朽官场上训练出来的特务头子。经过这次较量,他以自己的失败被斥回到御马监,心中积聚了无比的仇恨。贪得无厌的权欲与对异己的仇恨,驱使他以疯狂的热情,加紧进行阴谋活动。他迎合宪宗的心理,伺机谗言。诬告商辂的奏章,是司礼监太监黄赐、陈祖生出的主意。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杨晔报仇。于是,传令斥逐黄赐、陈祖生,让他们到南京奏事。

  项忠是朝中很有地位的大臣,曾经串连部院大臣上书弹劾汪直,要求撤销西厂。但他也清楚地看到,西厂虽罢,汪直依然受宠;对汪直的奸诈,也有所估计。为了免遭暗算,他决定乞请皇上允他离职回家养病。可是,他没有料到汪直动作是那样的迅速。

  汪直回御马监后,与锦衣卫副千户绶结为心腹,指使东厂校尉,收集项忠的材料;又唆使给事中郭镗、御史冯瓘等奏章指控项忠的“不法”行为。宠信汪直的宪宗,不加分辨,就下令三法司与锦衣卫共同审理其事。在会审中,项忠对所指控诸事,一一予以反驳。参加会审的官员,有的也明知项忠受冤,可也不敢违抗汪直的意图,于是,匆匆了结此案,将项忠罢官削职为民。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汪直用卑鄙的手段,不仅将带头反对他的商辂、项忠逐出朝廷,还撤销了尚书董方、薛远及侍郎滕昭、程万里、左都御史李宾等要员数十人。同时,任用自己的亲信担任这些要职。升王越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冯瓘为大理寺丞,戴缙为尚宝司少卿,寻升为佥都御史,王亿为湖广按察副史。

  第二年四月,将驸马都尉马诚逮捕下狱。五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文升案。马文升为兵部右侍郎,奉命整饬辽东军务时,发现巡抚陈钺在那里胡作非为,遂上书陈述边功事务十五事,请求禁止。陈钺对马文升怀恨在心。成化十四年陈钺以杀害无辜冒功请赏,激起骚乱。宪宗派马文升处理其事,马成功地平息了骚扰,颇得朝中上下称赞。成化十五年五月,汪直受命巡视边防。带领大批随从,一日急行数百里。沿途御史、主事等官,都在路边迎拜马首。各边官员听说汪直巡边,无不极力讨好汪直。张设供应,样样俱全,长达百余里。汪直来到辽东时,心腹陈钺在郊外匍匐跪迎。入城后,立即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并对所有随行人员送上厚厚的礼物。马文升对陈钺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对汪直的到来,只是一般性接待,不向汪直谄媚。汪直认为是对自己不恭不敬,便与陈钺合谋,把陈钺在辽东扰敌边防激变的罪行,统统强加在马文升头上。并将马文升逮捕,关进锦衣卫狱,后罢官流放至重庆卫。株连所及,将给事中了俊、御史王浚等五十六人,杖于阙下。

  话说明朝成化年间,宪宗重用太监汪直做特务头子。汪直手段残忍,又有皇上支持,手握万官命运。内外大小官员,为了求生保全,纷纷讨好汪直。王越是汪直的心腹,有个尚书为了巴结汪直,求王越引见,暗中问道:“见直是否行跪礼?”越答:“哪有六卿见太监跪礼之事!”说完,王越就进去禀报。尚书三入偷看,只见王越跪在汪直床下禀报,事毕,叩头而出。这个尚书得知后,即入见,下跪,诸随行人员也都跪在地下。汪直心中十分高兴。后来,王越知道了,很不高兴,指责那尚书不守信约,尚书回答说:“我是见有人跪来,才仿效下跪的。”弄得王越啼笑皆非,无言对答。

  汪直幼年入宫,不懂军事,但他很想得到战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陈钺看透了他的这一心思,就投其所好,于成化十五年十月,奏请对海西女真用兵。宪宗命抚宁候朱永为总兵,陈钺提督军务,汪直监军,带兵出征。军至辽东,适值女真的使者郎秀等四十人前来入贡,在广宁(今辽宁北镇)遇见汪直。汪直硬说郎秀一行是来窥探军情,把他们统统杀掉,进而挖墓割死人首级报功。就这样,公然奏报取得大捷,凯旋还朝。结果,朱永受封为保国公,陈钺升为户部尚书,汪直也加禄增俸。

  汪直的另一个心腹王越,看到陈钺一伙如此轻而易举地升官发财,也计上心来,于成化十六年三月,谎报敌人乱边,劝汪直再次出征。宪宗又令保国公朱永、兵部尚书王越领兵西讨,汪直监军以行。他们在威宁(今内蒙兴西县西北)打了一个小仗,即收兵还朝,以大捷上报朝廷。结果,王越被封为威宁伯;汪直又加禄米,累计每年加岁米至四百八十石。而明代当时正一品文武官禄米岁加不过七十石。

  汪直是靠排挤、陷害别人起家的。就在他利令智昏,为所欲为的时候,被他提拔起来的另一个特务头子尚铭,用他的那一套办法,对他发动了进攻。

  尚铭也是个太监,后来提督东厂。一天夜里,西厂发生一起盗窃案件。盗窃者越过皇城潜入西厂。当即被东厂校尉捉拿。尚铭未通报汪直,直接奏于皇上,受到重赏。汪直得知后,非常恼火地说:“尚铭是我提拔荐用的,公然背着我奏事,独擅其功。”便想法计陷尚铭。尚铭知道汪直权大势大,手段毒辣,颇有点恐慌,于是决定先发制人。他抓住汪直支持陈钺用兵辽东一事,派爪牙进行侦探,很快搞到了陈钺、王越与汪直三人策划、交易的秘密情报,乘汪直监军在外,报给皇上。宪宗听了大吃一惊。

  与此同时,宫中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小太监,名叫阿丑,很会演戏。这天,见宪宗来到,故意装成醉汉,出口骂人。

  有人告诉他说:“圣上来了!”他装作没听见。

  又有人说:“汪太监来了!”他拔腿就跑。

  边跑边说:“现在人们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他还装作汪直的模样,拿起两把钺,走到宪宗面前。

  旁人问道:“你拿的是什么?”回答说:“我率领军队,靠的就是这两把钺。”又问:“是什么钺?”回答说:“是王越、陈钺。”宪宗听罢,哈哈大笑。可也从这里多少明白了汪直的所作所为。

  与此同时,汪直与他的心腹尚铭之间为争功而引起的矛盾也激化了。尚铭把汪直与王越勾结胡作非为之内幕奏报给了宪宗。宪宗决定疏远汪直。

  成化十七年秋天,宪宗以宣府边镇受到侵扰为名,命汪直、王越前往御敌。敌人退兵后,汪直奏请班师还朝,宪宗不许,命他们二人移驻大同镇守,同时下令将他们身边的将吏全部召还。汪直、王越不得还京。朝中给事中、御史们看到这种情形,就纷纷上疏揭露汪直的不法罪行,要求撤销西厂。阁臣万安也竭力支持这种意见。宪宗既然对汪直起了疑心,于是便在成化十八年三月初五日,正式下诏撤销西厂。不久,调汪直到南京御马监事。

  成化十九年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弹劾汪直弄权祸国罪行,疏中说道:“而今天下之人,只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只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渐成羽翼,可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为奸臣结党怙势之戒。”宪宗深以为是。于是决计处置汪直一伙。降旨撤销汪直的官职,斥逐其心腹王越、戴缙、吴绶等人。陈钺前已被罢官,不再追究。韦瑛前因犯有他罪被诛。这就是汪直一伙的下场。

  于谦(1398年),幼稚年刻苦读书,十五岁就考取了秀才。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两年之后奉朝之命到湖广地方考察官军功过,兼“安抚”川贵等地的瑶民和僮民。在深入到少数民族居住地方查访的过程中,得知明官军对少数民族人民滥施杀掠。回京后立即上奏弹劾,促使朝廷下令严禁官军邀功妄杀。

  宣德二年(1427年),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到任后,廉明公正,严厉执行法律规章,不徇私情。在审理刑狱时,发现有一个人被诬为反叛的首领案件久悬未决。于谦翻阅案卷,判明此系冤案,应予撤销,反给那诬告者应得的惩罚;另外,他还平反被枉判死刑的数百人,都将他们释放。

  宣德五年,明宣宗特任于谦做兵部侍郎兼都御史,巡抚山西、河南前后达十九年。巡抚是明朝地方行政最高长官,他上任后,亲到各州县乡里,访问父老,得知应兴革事项,立刻向朝廷建议。当时内阁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等也都支持于谦,因而他的意见多被采纳,办了很多好事,政绩特别“优异”。例如:计划贷粮给贫民,每年三月令府州县呈报缺粮民户,计口分配贷粮,到秋天收获时如数还官仓;如年老、疾病和实在贫苦的得免偿还。设置各州县的“平准仓”“惠民药局”,调节粮价,赈救贫苦。平准仓也称义仓,就是地方“贤良”捐资输谷的贮藏处所,丰收年贱价买进,遇到凶年照昔日贱价平卖。仓前立碑勒名,书明某人捐资若干,某人输粟若干,捐二百金以上的给予冠带。于谦自己也屡次捐纳自己的薪俸,赈济灾民。于谦勤政爱民,始终如一,他年年奔波于太行山区和黄河南北岸,他风餐露宿,不辞劳苦。由于于谦具有这样的品德和作风,所以民间称赞他为“于龙图”,将他比作宋代的包拯,有些地方还为他建立了生祠。

  正统初年,明朝政治渐趋黑暗,官僚中分为邪正两派,发生斗争。当时皇帝英宗年幼稚荒嬉。正统七年以后,宦官王振专政,擅权纳贿,骄横日甚。于谦在行政上遇到了阻挠。他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赠送权贵。不少人劝他多带点著名土产,而于谦“独不持土物贿当路”。他对阉宦的滥作威福本来就是极其痛恨的,因此他笑着举起衣袖说:“带有清风!”并且还作了一首《入京诗》来讽刺这些劝他的人: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这首诗在当时广泛流传,成为一时佳话。于谦的声望很高,作风又清廉刚直,虽然得到人民的赞许,但却引起朝廷宠贵的不满,太监王振更是嫉恨于谦,总想寻找机会来打击他。

  王振此时是大权独揽。他不仅控制了不少朝臣,同时也操纵了皇帝,跋扈专断,登峰造极。他又勾结奸臣,树立党羽,手下爪牙遍布各地,到处欺压人民,谁要惹了他,就会遭他的毒手。一般昏庸腐败的大臣,不仅不敢触犯他,反而对他邀媚奉迎,有的称他“翁父”,向他跪拜,其权势真是灸手可热。正统十一年,于谦到京师奏事,便举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他当晋豫巡抚,王振就嗾使他的走狗通政使李锡弹劾于谦,诬蔑他“因长期不升官心怀怨望,随意荐举私人自代,不合大臣的体统。”于是把于谦关进监狱,由三法司锦衣鞠讯,受尽折磨,并判了死刑。这是王振向于谦下毒手的开端。当时山西、河南的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下狱的消息,都纷纷到京师,上书申请释放于谦。王振虽然专横,也知道群情愤激,众怒难犯,只好将坐牢三个月的于谦释放,并降官为大理寺少卿。可是山西、河南的百姓仍然不满意,又集合了一万多人,伏阙上书,请求命于谦再巡抚河南、山西。同时,明朝皇族河南、山西的藩王周王、晋王也请求还让于谦做河南、山西巡抚。明朝政府只得命令于谦仍回原任。

  长洲(今江苏苏州市)状元吴宽,字原博。当他还是个秀才时,便以文才出众,远近驰名。当地达官贵人都很敬重他。然而,凡是要求见面的,他多半采取回避态度。偶然有一回,他的一位亲戚想通过他去走知县的后门,他婉言谢绝了。亲戚不甘心,过些日子又来恳求,原博还是推辞说:“您就当我什么名声也没有,连秀才也不是吧!”终究没有为亲戚去走门子。

  原博的家境一向丰裕,其父兄想让他骑马上学,他一再婉谢。当了十多年的秀才,家里到学舍路程颇远,他来来去去总是步行,身上穿的也是粗布衣,仅带一个小书童代拿笔砚书本。就是当了状元,贵为天子的近臣,每次回乡依然不声不响,轻车简从。

  他三十岁以前,曾一度到离家百里外的地方给人家当家庭教师,他的学生是一个寡妇的儿子。这寡妇还有一个已成年的姑娘,暗中见过原博几面,很是爱慕。每天亲自弄上好酒好菜,让一个贴身侍女送给原博。有一天还让侍女来牵线,想跟原博私会。原博听罢大惊,当即严辞拒绝,第二天就借故辞了官职。许多人都对他突然辞官疑惑不解,但他始终没有说出真情。直到老年,确知当年那位姑娘已去世,他才在教育子孙时偶尔提过一次。

  浙江状元王华六岁时,与一群儿童在水边嬉戏,看见一个过路人来洗脚。当时这人喝得醉醺醺的,洗完脚把一个提兜忘在水边就跌跌撞撞地走了。王华原以为是有意丢弃的,过去打开一看,里面装有几十两银子。他估计那人酒醒后一定要来找,又怕事先被人拿走,就把包扔进水里,自己则坐在水边守着。不一会,那人果然嚎哭着找来了。小王华迎上前问道:“您找您的银子吗?在这里。”

  说罢,用手指着水里。那人高兴地捞了起来,打开一看,分文不少,就顺手摸出一锭来表示感谢。王华连连摇头,说:“这么多银子我都不要,要您这一锭干啥?”

  过路人明白自己小看了这孩子,带着歉意再三称谢。然后又跟到王华家中,对家中人一一拜谢而去。

  王华小的时候,有一年春天,县里举行盛大的迎春会。邻近的孩子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去看热闹,只有王华安心坐在家里读书,对迎春会置若罔闻。他的母亲岑夫人劝他说:“孩子,你也该休息一下,去看看热闹吧!”他回答说:“看迎春会哪里比得上看书。”母亲又心疼又高兴,忙改口说:“我的儿子说得对,我说错了。”

  十一岁那年,王华拜本乡的钱希宪先生为师。开始学对对联,个把月后转为学诗,又过两个月转入学写文章。几个月后,其他的孩子们便都远远地落在他的后面。钱先生惊异地叹息道:“到年底我就没有什么可教这孩子的了!”

  有一天,县令带着随从前呼后拥地来到他读书的私塾里,同学们都放下书本,围上去看稀奇。而王华却独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大声读他的书,像没看见一样。钱先生很惊奇,就开玩笑说:“你一个人不去看,假若县太爷认为你态度傲慢,要来斥责你,你怎么办?”王华答道:“县令也是人,有什么看头?我正在读圣贤书,恐怕他也没有理由来斥责我。”钱先生高兴地对王华父亲说:“看您这孩子的气质,将来一定大有出息!”

  十四岁那年,王华就读于附近的龙泉山寺。传说这寺里曾有妖精作祟。有几个富家子弟也到寺里读书,他们一向尚侠使气,不信寺中有鬼,并且经常欺侮寺里的僧人。

  才搬进去一两天,妖精就发作了。富家子弟大多受了伤。寺里的僧人又添油加醋进行渲染,这些孩子害怕了,都狼狈地跑回了家,只有王华一个人留下来,照常在寺里读书,妖怪从此再也没出现。对此,僧人们都感到奇怪,商议好假装妖魔来试探他。每到半夜有人爬上屋顶怪叫,有时往下扔石头、瓦片,有时摇晃王华的床铺,有时在雷电交加之夜用力拍打王华的门帘。同时派人从门缝里观察王华的动静,却总是看到他坦然自若地挑灯读书。僧人们暗暗惊叹这孩子的镇定,更加想方设法作弄他。试了一个多月,毫无效果。

  僧人们技穷了,又装作没事人来问他:

  “前些时妖怪作祟,那些孩子都受了伤,难道你就不怕吗?”“有什么可怕的?”王华答道。“他们走了之后,你没有看见什么吗?”“我能看到什么呢?”“这些妖怪只要是想触犯你,总要现出可怕的样子来,你怎么会什么也没有看到呢?”我只不过看到几个小和尚作怪罢了。”王华说罢笑了起来。

  僧人们有些脸红了,疑心他已经觉察了他们的把戏,但仍装模作样地继续说:“那莫不是我们寺里已亡故的师兄们在作怪吧?”“不!我没有见到去世的师兄,只是看到了现在的师弟!” “你难道真的亲眼看见是我们这些人干的么?只不过是信口说的吧?”“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但如果不是你们这些人亲自干的,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看见什么呢?”

  至此,僧人们才原原本本道出真情,一边笑着一边道歉说:

  “其实人们是用这个办法来试试你,你真是非凡人物,将来前程不可限量!”

  洪武四年辛亥(1371年)科,是明朝开国后的首次会试。春试者一百八十九人,原拟的状元是郭种。由于此人貌不压众而被降为榜眼,另点吴伯宗为状元(见《罪惟录》志卷十八)。

  正统元年丙辰(1436年)科,大学士杨士奇拿着自己拟定的一甲三人的考卷上殿宣读,想把周旋定为状元,就在殿前打听周旋相貌如何。有位在场的浙江官员以为问的是“周?”就回话说:“又白皙又高大。”于是周旋就被定为状元。等到唱名时,周旋一亮相,很是丑陋,弄得满朝怅然,原来周旋与周?不仅读音相近,又都是浙江人。前者温州人,后者淳安人。浙江官员的一场误会,倒保住周旋的桂寇(见《菽园杂记》第21页)。

  正统四年己未(1439年)科殿试,读卷大臣初拟张和为状元,英宗特派贴身太监到张和寓所去看看他的长相。太监回报说:张和有一只眼睛有毛病。于是张和被降至二甲第一(即总第四名),而将施槃提为状元。

  成化十四年戊戌(1478年)科殿试毕,阅卷大臣们翻来复去搞了一整天,没有发现堪称状元的压卷之作。最后,首席大学士,四川眉州人万安翻出了江西泰和人曾彦的卷子,大为赞赏,并让诸人传阅。大家看后也都佩服,说文章可称第一,但不知其相貌如何。按当时的做法,确定名次的头天晚上,要召集全体新进士到内阁办公厅,一一点名看其仪表。当喊到曾彦时,万安特地注意观察,觉得他生得俊秀伟岸,大有鹤立鸡群之势,就高兴地对其他阅卷官说:“状元可以定也!”遂确定曾彦为首选。但等到正式唱名的那天,曾彦再站出来,却是满脸髭须,其貌不扬,跟头天晚上看的大不一样。令万安惊愕,退朝后取出曾的卷子来看,文章也变得平淡无奇。又让阅卷诸公传阅,大家也觉得文章变味了。难道有障眼法?他们惊叹许久,最后只好解释为神明暗中相助,曾彦点状元是天意(见《庚巳编》第2O3页)。其实,这现象在今天看来,很好解释,万安当年已六十多岁,老眼昏花。阅卷那日忙了一天,找到曾彦卷后,已十分疲劳了。在头脑不甚清醒的情况下,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晚上在烛光下看相貌时,未必看得真切,甚至可能错看了人(该科进士共三百五十人)。至于其他阅卷官,大多数只是附和,少数有不同看法的也不便说出来。《明史.万安传》说他好结交内侍,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而且“每遇试,必令其门生为考官”。看来,哪里有什么神明相助,只不过是一个昏聩的老头子办了一件糊涂事而已。

  科举时代,无奇不有。明代不少状元就沾了姓名的光。

  天顺四年庚辰(146O年)科。殿试卷阅完后,大臣们初拟祁顺为状元。选好了头十名卷子,正准备进呈英宗朱祁镇审定,在宫中碰上了司礼太监。太监问第一名是谁,回答说:“祁顺。”太监说:“祁顺定在第一,其考卷肯定高人一筹;但传胪唱名时,这名字与皇上的名字读音相近,恐怕不太好吧!”众阁老一听愕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便将第二名王一夔(后来改姓谢)的考卷放在第一,而将祁顺的考卷远远地插在二甲考卷之中。结果王一夔当了状元,祁顺排在二甲。祁顺是广东人,后来位至知府(正四品),王是江西人,官至工部尚书(正二品)。两人的名声与地位之差,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这件事的影响(见《闲中古今录摘抄》第26页)。

  弘治九年丙辰(1496年),朱希周被点为状元。也是由于弘治帝对他的名字感兴趣(见《明史》17册第5O63页)。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年)科,阁臣们原拟的状元是吴情。世宗朱厚?一听就反感,“什么?无情?无情之人怎么能够放在第一!”

  吴情倒霉就在姓吴,“吴”与“无”字同音。那么换成谁呢?大臣们不便作主,朱厚?犹豫之间猛一抬头,发现高悬的殿幡结成了一个雷字图案,而且头天晚上做梦听见过雷声,于是照他老祖宗朱元璋的做法,非要在进士中找一个姓名带“雷”字的不可。这一科中还真有一个叫“秦鸣雷”的人,结果算他交了好运被点为状元,而降吴情为探花(见《罪惟录》志传十八及《明代科举考试述录》第324页)。

  弘治十八岁即位,即位的第六天就对太监梁芳、礼部右侍郎李孜省、外戚万喜及其党羽等一批奸佞官员进行了革职流放。要振兴朝政,治理好国家,首先必须清除奸佞,更新官吏队伍,他做太子时早已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一即位就狠抓官吏队伍的整顿。清理完第一批接着又清第二批,番僧国师领占竹、太常卿道士赵玉芝、邓常恩等人分别被罢官充军,凡“法王”、“佛子”、“国师”、“真人”等妖妄封另一律革除,凡以邪术冒领俸禄的所谓“传奉官”一概除名,一次就清除了千余名祸国乱政的传奉官。那位走万贵妃门路爬上首辅内阁大学士的“万岁阁老”万安,曾向朱见深推荐一个名叫继晓的妖僧。继晓与李孜省狼狈为奸,施展妖术,又搞来各种春药,使朱见深终日沉溺于房事,很快毙命。弘治在东宫时就多次听说过他们的恶劣行迹。即位后他在先帝遗物中发现一箧奏疏,内容都是房中术,末尾皆署“臣安进”。他很气愤,派人持奏疏到内阁斥问万安:“这是内阁大臣干的事吗?”万安羞得流出汗来,恨不能缩身钻入鼠穴中去,随后就被免了职。继晓和李孜省罪大恶极被处斩,除此之外,弘治在清理过程中未杀一人,但“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为振兴朝政扫清了障碍。作为一位青少年君主,他初步展示了明智、沉稳和冷静的气质。

  在清除奸臣庸官的同时,他开始选贤用能,大胆地提拔了许多得力人才,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人,都是弘治初年起用的国家栋梁。因直言进谏而被革职流放的前朝官员,在弘治初年大都得到了起用。他十分重视官吏队伍的素质,为了熟悉情况,弘治元年(1488年)他把朝廷文武大臣和中外四品以上官吏的姓名,全部贴在了文华殿的墙壁上,不称职者随时淘汰,另行选补。官吏队伍的吐故纳新,使明朝政治充满了生机。吏部王怒任尚书,彭韶任侍郎,二人全都忠正耿直,不避权贵,有人再想花钱求官,连请客送礼的门路都绝了。

  弘治对大臣很尊重,经常向大臣征求治国意见,还多次颁布诏书,号召臣民直言进谏。对于正确的建议,他多能虚心听取,批付有关部门施行;即使不正确,一般也不怪罪,唯恐堵塞言路。即位次年三月,有人建议开讲勤政,弘治一听十分高兴,立即传令开讲。第一次讲罢,弘治感到受益很大,招待了讲官程敏政等人茶饭,一概尊称先生不呼其名。王恕就开讲勤政的话题进谏说:“自正统年间以来,每日只有一次朝会,臣下进见君主,不过片刻。君主虽然聪明,岂能什么事情都详察,不过是通过身边左右的人了解罢了。可君主身边左右的人与大臣们见面的也不多,又岂能全部了解大臣谁好谁坏。说好说坏都难免片面,更何况还有私人主观倾向。陛下要想全面掌握真实情况,必须每天亲至便殿召见大臣,细论治国之道,谋划具体措施,或是提出问题让他当面解答,或是让他写出奏章进行阅读。如此非但可以熟悉各位大臣,量材使用,也可以启发圣聪,提高治国才能。”朱弘治认为他的建议很好,每天在便殿接见大臣,采纳了许多治国良策。

  在弘治虚心纳谏,励精图治精神的感召下,群臣百官纷纷献计献策,有的上疏长达万言,弘治都不厌其烦,一一细心阅读。马文升是一位才兼文武的大臣,弘治元年任为左都御史,次年升任兵部尚书,在整顿兵备上作出了很大成绩。弘治元年上任不久,他就提出了十五条时政建议,其中一条是“节费用以苏民困”,说“宫中供应之物,如果陛下节俭一分,百姓就会受益一分”,言辞很尖刻。弘治非但没怪罪,还对他进行了嘉奖,并努力贯彻实行。

  马文升这条解求民闲的时政建议,已经多少触及到明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集中所造成的贫富对立问题。这是一个只能缓和而不能解决的难题。皇亲国戚和官僚地主已经集中拥有了大量土地,谁肯白白送给无田的小民耕种呢!马文升所谓“节费用以苏民困”,也只是一条缓和矛盾的途径。能够缓和矛盾使社会安定国家太平也就很难得了。因此,弘治对他的这条建议很重视。他大幅度地缩减了织造、赏赐、斋醮、土木等耗财活动;又根据马文升的裁员建议,裁去了大批冗官。仅光禄寺裁员,每年就节省了八十多万两银钱。一次他因故要用三万两太仓官银,主事官说:“这可都是民脂民膏啊!”结果没用。弘治三年(149O年)三月,太监要把皇室牧扬扩大千顷,户部尚书李敏说:“牧场只有二百多顷,其余都是民田,岂能夺民耕地去飞禽走马!”弘治支持李敏,牧场没有扩大。同年九月,弘治下了一个命令,禁止皇室外戚申请田产和收受礼品。此后又连续下过两次禁令,不许贵戚官宦势家强占民田或夺取民利。弘治十三年(15OO年)二月,河间出现贵戚占田事件,他命户部侍郎许进前往河间勘察贵戚的田庄,被贵戚夺田的百姓冤声撼野,填街塞巷,许进相信弘治素来爱民,必定不忍夺民之业以利贵戚,就一一核实清楚,上奏弘治,将耕田分别归还了原主。在尽量制止土地继续高度集中的同时,弘治还在减免灾区税收和救济灾民上做了最大努力,地方只要报来因灾免税的要求,一般他都批准,对受灾严重的饥民则尽力赈济。因此,弘治年间社会比较稳定,像成化时那样的饥民暴动从未发生。

  中华民族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老百姓十分善良,只要不是被逼到死亡边缘,只要有口饭吃,就不会铤而走险,更不会举旗造反。弘治年间民心较稳,就是由于政治比较清明,贵族阶级比较收敛。但这并不意味着贵族的不贪或没有贪官,当时贪官依然大有人在,贪污现象也是广泛的。

  有个太监叫李广,很受弘治信任。李广在畿内侵夺民田,非法谋取盐利,修起私人豪华建筑,并把玉泉山水引到了庭院。他又怂恿弘治,劳民伤财,在万寿山上建毓秀亭。亭刚建成,小公主病死,清宁宫发生火灾,司天监官员说修亭犯了岁忌,太皇太后周氏大怒,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李广果然给皇家招来了祸端!”李广闻听很害怕,就服毒自杀了。他平时常用神仙道术蛊惑弘治,弘治认为他有什么仙书,就派人到他家中查找。没有找到仙书,却找到了一本受贿的账簿,上面列着许多文武官员的姓名,内容都是“某送黄米几百石”“某送白米几千石”等等。弘治一看,大惑不解:“李广能吃多少,何以要收这么多米?”左右对他说:“这只不过是官场隐语罢了。所谓黄米乃黄金,所谓白米乃白银也。”弘治一听很恼火,命人将李广的黄白米一律没收国库,按账簿名单追究行贿官员。行贿官员们纷纷求外戚张鹤龄解救。张鹤龄是张皇后的弟弟,张皇后与弘治感情很好,经她求情,弘治才怒气渐消,免除了对行贿官员的追究。

  李广的“米”簿对弘治震动很大。他认识到自己临政十多年,对官场贪污受贿的实情还是了解甚少的,联想到兵部尚书刘大夏常说“天下民穷财尽”,看来不无道理。财富如果都聚敛到贵族官僚手中,天下民自然也就穷困了。民困则国乏,国库财政收入困乏就会危害统治;民困则盗生,盗贼之徒一多天下就会动荡不安。为此,他特别召见刘大夏进行讨论。他问刘大夏:“国家征敛向有常规,为什么你总是说天下民穷财尽了呢?”刘大夏回答:“陛下以为有常规,其实不然。别的不说,我在两广任职时,仅广西铎木和广东香药两项就费以万计,这是我亲眼所见,哪里是按什么常规。”弘治又问卫所士卒的情况,刘大夏回答也像百姓一样穷困。弘治说:“卫所平时有月粮,行军有行粮,为何也穷呢?”刘大夏说:“所为月粮、行粮,有一半被将帅扣留贪污,何以不穷?”弘治感叹地说:“朕在位已经很久,竟不了解这些情况,真是愧为人主啊!”他下令九卿大臣各就军民弊政提出意见,试图从中选用一些可行的办法颁布执行。群臣提出一些建议,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没有也不可能制止贪污聚敛。

  弘治后期非常信任刘大夏,经常单独召他商议大事,一谈就是好长时间。一次他问:“天下何时太平?朕如何得如古帝王?”刘大夏说“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大事,就召见内阁大臣和有关方面的执政大臣进行面议,然后再酌情执行。只要集思广益,合乎情理,就会理顺天下,以致太平。”一次朝会,刘大夏站在一边,弘治没有看见,第二天对他说:“我想召你,你没上朝。我怕御史追究,也就没让人召你。”刘大夏不负弘治的信任,在担任兵部尚书期间努力整顿军备,作出了很大成绩。他曾向弘治提出一条节约军饷的建议,办法是把各地的镇守中官一概撤回京师。他认为一个中官贵人坐镇一方,耗费超过当地三个衙门,如果将他们撤销回京,就可节省大笔军饷。弘治说:“这个意见很好。但从祖宗以来就设置了这么一批人,时间已经很久了,如何能一下子把他们撤去。”可见,一般情况下,弘治也是很不愿意触动权贵利益的。这就决定了他修补改良式的治国方式,一切都多少带有温情脉脉的色彩。

  弘治十八年(15O5年)三月,户部主事李梦阳上书指斥弊政,洋洋洒洒写了几万言,其中对外戚张鹤龄的抨击特别激烈。张皇后的母亲金夫人和张鹤龄母子二人对李梦阳恨之入骨,整日在弘治面前哭诉冤枉。弘治与张皇后感情很好,从成婚后就相亲相爱,不宠其他嫔妃。他很不愿驳皇后的面子,就迫不得已把李梦阳关进了监狱。梦阳一下狱,科道官纷纷上章辩护,要求释放;金夫人却嫌处分太轻,哭着要求弘治再加重刑。弘治面对一大堆营救梦阳的奏章和哭哭啼啼的金夫人,气得拍案而起。恰在这时,刑部送来狱词,请示处理意见。他提笔批写了“梦阳复职,罚俸三月”八个字,离案而去。事后,弘治游南宫,请皇后、金夫人、张鹤龄等宴饮,单独召见张鹤龄进行了一次谈话,谈得什么内容谁也没听到。人们只是远远望见张鹤龄脱冠叩头,作谢罪之态,都估计是皇帝正在根据梦阳揭露的罪行斥责他。不久,刘大夏被召至便殿,奏事完毕后,弘治问他:“近日朝外有什么议论没有?”刘大夏说:“近日释放李梦阳,中外欢呼,都赞陛下德如天地。”弘治说:“梦阳的上疏中有‘张氏”二字,有人说这是辱及皇后,我不得已才让他入狱。等刑部请示一到,我问左右如何处理,有人说他狂妄,应该杖责一顿再释放。我知道其意是要打死梦阳,以快妇人之忿。因此我批了释放复职,不再让刑部定罪。”梦阳一案,虽然没有严惩张鹤龄,但也多少抑制了不法权贵的嚣张气焰。

  弘治统治十八年,从建树上看远远不及永乐大帝有作为,从社会繁荣程度上看也不及后来的嘉靖、万历年间,不过,它为明朝走向繁荣顶端创造了良好条件。这段时期比较稳定,外扰不多,又无内乱,明君勤恳治国,吏治相对清明,天下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也就是少有的“治世”了。

  明永乐四年(14O6年),况钟二十三岁。因为文理畅通,书法端正,被靖安县知县俞益挑选为吏,任礼曹之职,管理礼仪、祭祀一类事务。况钟为人精明,办事干练,为俞益所看重。况钟父母曾表示希望儿子在功名上进取,不愿意让他当书吏(刀笔吏),俞益劝说道:“刀笔吏没有什么不好,汉代的萧何、曹参,唐朝的孙伏伽、张元素,都是从胥吏做到高官显爵的。”这反映了俞益对况钟的器重。

  况钟在靖安故乡做了九年的县衙胥吏,到永乐十二年(1414年)通考之期,循例要赴南京,由掌管任免和考核官员的吏部进行考绩。知县俞益和礼部尚书吕震是旧交,俞益在况钟临行时交给他一封信,让他带给吕震。信中竭力称赞况钟的为人和才能。吕震和况钟晤谈后,对况钟的才识有所了解。有一次,木厂起火,永乐皇帝朱棣要吕震报告起火原因。吕震草拟的奏疏说是“烧毁木植”引起的,况钟看过之后,提出在木植前加上“拣退”二字。朱棣看了奏疏后,未加追究。吕震因此更加赏识况钟,并在朱棣面前加以推荐。朱棣以帝王之尊,对刀笔吏本来很鄙视,认为他们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但是,在召见况钟后,独独对况钟改变了看法,决定破格擢用,授职为礼部仪制司主事(正六品)。

  传说况钟在礼部任职期间,皇帝坐朝的大殿有一面皮鼓破了,按例要由礼部行文通知江南地方机关造换,文书上要将制作要求讲明,以便造换之物能符合规格和质量标准。曾有几位官员先后拟了好多遍稿子,都不能使人满意。到了况钟手上,他在稿子中加了八个字:“紧绷密钉,晴雨同声”,就把这一难题给妥善解决了。从此,凡是重要文书,很多就由况钟负责起草。

  况钟不仅善于草拟文书,而且熟谙典章条例。他在有关典章礼仪等方面的知识特长和精明干练、廉洁奉公的办事效率,使他很快在中央官署办事官员中崭露头角,并且多次引起朱棣的重视。永乐十五年(1417年),朱棣再次北巡北京,礼部就选派况钟随行。那时,南京作为国都,北京是所谓行在,但已经有许多重大活动安排在北京进行了。有的邻国,如南真腊、渤泥、占城、暹罗、撒马儿罕等国派使者来朝贺,那时就安排在北京举行仪式。有关的具体事宜,况钟都参与其中进行安措。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朝廷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反对迁都,如主事萧仪、侍读学士李时勉等,结果当然无济于事,萧仪被杀,李时勉下狱。况钟支持迁都,替朱棣南北奔走,积极筹备朝贺、祭告等典礼。为此,况钟又一次受到了朱棣的赏识和重视。永乐二十年(1422年),朱棣命太子监国,亲自率兵往阿噜台,有关祭告、庆贺、封策等文件大部分是况钟参与草拟的。况钟任职礼部仪制司主事的几年中,曾经先后受到朱棣的嘉奖三十余次,这在当时中央官署中并不多见。因为朱棣的脾气暴躁,当时一些大臣们常常由于引用条例或行文不当,就会受到这位皇帝的严厉申斥。况钟熟悉文书档案,办事精明廉洁,因而得到重视,朱棣巡游时,况钟常在行列中,以备随时咨询。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以后,重视御史的作用和人选,尤其重视负责领导监察工作的都御史的作用和人选。由于受当时内阁当权的大臣号称“三杨”的杨士奇、杨溥、杨荣的关照,况钟在仪制司任职期满后,被越级提升为仪制司郎中。

  洪熙元年(1425年)南京多次发生地震。仁宗派皇太子朱瞻基去祭孝陵,实际上是要他坐镇南京。仁宗亲自挑选皇太子的随行人员,况钟就是其中得力的一位。朱瞻基一行人抵达南京才两个月,就传来朱高炽病危的消息,于是全班人马立即从南京赶回北京。一路上,况钟头戴纱帽,身穿礼服,扶着朱瞻基的轿子而行。后来,朱瞻基见况钟千里跋涉太劳累,特别批准他骑马随行。每到一处,朱瞻基停下来休息时,见况钟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就对况钟格外有了好感。

  仁宗朱高炽病逝后,朱瞻基即位,年号宣德。宣德初,况钟曾经被委派陪同亲王赴南京祭孝陵。宣德五年(143O年),苏州府、松江府等九个地方的知府官出缺。这些称为“雄踞地”的所在,对中央政府至为重要,其本身政务、赋税、治安等问题又都很复杂,只有贤劳著称的干才去担任知府,方能胜任。在推选苏州知府时,朝中大臣很多举荐况钟,朱瞻基也对况钟有好感,这样很快就解决了苏州知府的合适人选问题。

  朱瞻基亲自举行了一次送九个知府赴任的宴会。宴会上,况钟得到了皇帝特地颁赐他的一道敕书:“敕苏州府知府况钟:国家之政,首在安民。安民之方,先择守令。朕临御以来,孜孜夙夜,以安民为心。而比岁田里之民,鲜得其所,究其所自,盖守令匪人。或恣肆贪刻,剥削无厌,或?冗庸懦,坐视民患,相为蒙蔽,默不以闻。致下情不得上通,上泽不得下施。今慎简尔等,付以郡寄,夫千里之民,安危皆系于尔,宜体朕心,以保养为务,使其衣食有资,礼义有教;而察其休戚,均其徭役,兴利除弊,一顺民情。毋徒玩,毋事苟简,毋为权势所胁,毋为奸吏所欺;凡公差官员人等,有违法害民者,即具实奏闻。所属官员人等,或作奸害民,尔就提下差人解京。尔亦宜奉法循理,始终不渝,庶负朕之委任,钦哉故谕。”

  这道敕书犹如一件法宝,在今后况钟任苏州知府的十三年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明宣德五年七月,况钟到任苏州,这位苏州知府的初期政绩,具有传奇色彩。他是从县吏出身的,对地方上吏治的弊端和豪绅猾吏弄奸作恶的伎俩,十分熟悉。上任之初,他故意藏起敕书,不马上宣布,并且假装糊涂,表面上对属下吏员的阿谀奉承虚与周旋;对拿来案卷请他批示的府吏,先问他们该如何办理,再按照他们说的办法一一照批。属吏们以为这个新任知府糊涂无能,可以欺瞒。苏州府通判赵忱对况钟态度尤为轻侮。其实况钟是先让属吏中的劣迹充分暴露,记录在案,较重大的情况还上报了朝廷。到任一个月以后,况钟已掌握基本情况,就开始集中属下官员吏员,宣读敕书。他当众把官员吏员皂隶们贪赃枉法、欺上压下的罪行一一宣布,情节特别严重的,当时就处死了六个。

  况钟又对地方里长谈话,他说:“我早知道苏州地方上为非作歹的人不少,我自然有办法加以分辨,但不准备像包拯那样亲自一个个地辨认。现在你们可以把情况如实报告,我一定记录在案。好人我以礼相待,坏人就依法惩处,为民除害。”况钟上任之初,先抓吏治整顿,非常得力。

  在况钟以苏州知府的身份第一次回京述职时,内阁首辅杨士奇问他:“尤文度此人可好?”况钟不知如何回答,他并不知晓此人。杨士奇就说:“你作为廉吏,怎么不识尤文度呢?”这对况钟震动很大,他回到苏州,立即寻访。原来尤文度名叫尤安礼,曾经当过贵州参议,颇有清誉,如今住在苏州络丝巷,生活很清苦。况钟向他讨教,得益不少。

  况钟整饬吏治,开始曾经走过弯路。苏州府经历傅德是个贪赃枉法之徒,起初况钟并未发现,还很信任他。傅德在况钟面前说了吴江县丞赵浚许多坏话,况钟信以为真,将赵浚列入了第一批罢斥官员的名单。后来,长洲等县的粮长、皂隶们检举揭发傅德,说他曾用酷刑拷打粮长里老逼取银两,赃款达五百七十三两,案情属实。当况钟把犯贪污罪的傅德及其赃款解京时,朱瞻基命令放在都察院审理治罪。在查办傅德贪污案件时,赵浚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昭雪,官复原职。都察院为此曾有奏疏,要处分况钟的“妄奏之罪”。奏疏到了皇帝那里,朱瞻基未作具体处分,他让况钟看了这份奏疏,好使况钟以后办事更慎重些。朱瞻基信任并重用况钟,主要是因为况钟廉洁,办事精明。他曾对众朝臣说:“知府一郡之表率,而行之自廉始。况钟必能持廉,持廉而后能去贪。”正是由于况钟的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能整饬吏治,严惩贪污,使风气逐步好转。

  况钟对地方上违法乱纪、专横跋扈的下级官吏和土豪严惩不贷,同时也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一千五百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该判则判,该放则放,况钟通过办案,进一步维护和安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

  在大力整肃吏治的同时,况钟还为苏州清理军籍的工作做了很大的努力。明朝制度,军、民籍贯是分开的。军户绝了,要勾追原籍本家男丁补缺。因为不得人心,曾经发生过士兵陆续逃亡的严重事件。朝廷对清理军籍很重视,派出御史到各地清理军籍。到苏州来清理军籍的御史李立为了向朝廷表功,只顾追求军籍名额越多越好,甚至对平民动加酷刑,强迫充军。况钟到任以后,遇到许多拦路告状的人,另外他还查清有好几千人被冤断军籍(勾军)的情况。于是,况钟上奏朝廷,请求另派公正的御史,会同地方官员重新清理军籍。经过况钟的努力,苏州清理军籍的事情办得顺当出色。

  宣德六、七年间,即况钟刚到苏州府任不久,该府原逋欠八百万石税粮。

  苏州府的官粮有两个问题:一是太重,二是土豪与官吏勾结作弊,手法有拒缴、拖欠、转嫁等等。过重的官粮负担导致苏州地区官府、土豪、贫民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是“民田多归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即是将奇重的负担留给贫穷者。贫穷者负担不起官粮就拖欠,拖欠捱不下去就卖田逃亡。逃户的粮就摊派给未逃户,造成更大弊病。

  苏州官粮太重,朝廷早已注意。况钟上任之前,宣宗已下诏减征苏州官粮。况钟即于到任当月内不久,上《请减秋粮奏》称,根据减征官粮诏的规定,应扣除苏州府粮七十多万石,但是户部不准。第二年,况钟再次上疏请减秋粮,并直言不讳地说:“诏书明开减免,今部再驳,前后不一,人民惊恐,莫知所从,不惟有违恩命,抑且失信于民。”况钟上奏疏请减征粮,接二连三地据理力争,后来终于获准,减粮七十二万一千六百余石。

  作为苏州知府的况钟,十三年间曾经三次离任三次留任。

  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况钟第一次离任。这是他上任后的第二年,因为继母逝世,按照当时礼制,必须辞官回原籍老家守孝,这叫“丁忧”。要等三年服孝期满,才能出来继续为官。但长洲县百姓三万七千多人联名上书,列举况钟政绩。苏州百姓二千余人向巡按御史金濂诉说:况知府公正勤廉,奸弊行以革除,百姓得以安宁,实在舍不得况知府离开。他们还派代表到北京去,上书朝廷,请求皇帝在况钟守丧未满期限时命他出而任职,“夺情起复”,以慰民情。第二年正月,朝廷敕书要况钟回任。在况钟离任时,奸吏们乘机卷土重来,大肆为非作歹。况钟回任,重振法纪,对趁机横征暴敛的奸吏坚决加以惩办。

  况钟第二次离任是宣德八年(1433年)十月。因为这时任期已满三年,照例要进京述职。况钟政绩优异,百姓怕他升官离去。当他起程时,许多人拥到他面前,依依惜别。有的甚至拉住轿杆,或仆卧路中,舍不得他走。后来,明宣宗去世,英宗即位。当时传闻况钟可能调任,苏州府七县百姓联名上书者八万余人,列举况钟政绩,请求朝廷让况钟留任。当况钟返回苏州时,百姓们唱道:“太守朝京,我民不宁;太守归来,我民忻哉!”对况钟深为爱戴。

  到正统五年(144O年),况钟第三次离任。这是因为九年任满,照例官升一级。就在况钟赴京考绩,朝见皇帝之前,苏州百姓依依不舍,设饯送别,夹道送行者数百里不绝。这使况钟颇为感动,临行前,他向前来送行的百姓作诗告别:“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注如泉。”“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这次朝廷原已委派了新的苏州知府,而是升况钟为按察使,给他正三品的俸禄待遇,继续任苏州知府,也就是升官不升职。况钟返回苏州时,百姓们出府境数百里列队欢迎。

  王阳明本名王守仁,是明朝中叶著名的理学大师。他具有多种才能,在军事、政治方面都很有本事,只不过是为他的哲学成就所掩,所以一提王阳明,人们首先想到的他是理学家。王阳明为人忠正而又机警,善于权变。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能够审时度势,用智谋来保护自己的生命。正德年间,他能逃脱刘瑾的魔掌而活下来就很了不起。若当年即被害身亡,也就没有这位大名鼎鼎的王阳明了。

  王守仁是余姚(今浙江余姚)人。父亲王华也是进士出身,颇有学识,对王守仁影响甚大。据《明史》本传载:“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梦神人自云中送儿下,因名云。五岁不能言,异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明史》卷一百九十五)。可知他初名王云,五岁时始改名守仁,字伯安。至于云中送儿,十四月妊娠期,五岁不说话等事是否属实,姑不论之。但此人少有大志,“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纵观山川形胜。弱冠举秀试,学大进”(同上)。弘治十二年(1499年)考中进士,不久因上书陈述有关西北边防的八条策略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不久,补任兵部主事。兵部主事是个正六品上的小官,但王守仁不以位卑忘忧国,竟敢以这么小的职位来与权势熏天的巨阉刘瑾作斗争,亦可看出他不畏权贵的勇气。

  刘瑾本姓谈,幼年自宫投靠一位刘太监,因改姓刘,入宫当太监。他奸狡善于逢迎。侍奉武宗朱厚照深受宠信,与谷大用、马永成等人勾结一起。八名宦官结成一党,掌握朝中大权,时号称为“八虎”。到正德年间,这位刘瑾已是独揽朝纲、不可一世的巨宦了。武宗则完全被他控制,可说是言听计从,朝政日非。

  刘瑾的倒行逆施,惹动了一些正直朝臣。然而大家数次弹劾都没能把他弹倒,反而越弹官越大,升得越高,人们戏称是弹棉花,把刘瑾叫做棉花。给事中吕?等上疏弹劾刘瑾,请处以极刑。武宗览疏大怒,立刻下诏捕吕?等下狱。奏疏传至南京,南京给事中戴铣(险)见后,大为赞叹,又为其得罪而义愤,便和御史簿彦徽上疏,言辞激烈,揭露刘瑾祸国殃民的罪行。这道奏疏竟到了刘瑾的手中,刘瑾恨得咬牙切齿。武宗好击球,一击到兴高采烈的时候便不顾一切,每有棘手之事刘瑾就在这个时候去见武宗。此次也如此,又在武宗球击到兴头上去送奏本。武宗见到奏本,不耐烦地说:“你看着办吧!”刘瑾等的就是这句话,于是将吕?、戴铣等人全部逮捕杖责,削职为民。朝臣们都敢怒不敢言,身为兵部主事的王守仁实在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写成一份奏疏为戴铣等人辩冤,语言非常恳切。这一年是正德元年(15O6年),王守仁三十五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所以挺身而出勇斗权奸。

  王守仁的奏本并未到皇帝手中,被刘瑾扣下了。他见这么个小小的兵部主事也敢与他作对,更加气愤,立即矫诏廷杖四十(有的材料作五十,今从本传),并发配到贵州龙场驿为驿丞。执杖的奴才们见刘瑾盛怒,下手太重,竟把这位正值壮年的王守仁打得昏死过去,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

  王守仁按照限期上道。贵州龙场驿在今贵州省修文县,地荒山高,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刘瑾将王守仁谪往此地已够狠毒了,但他还不罢休,又暗中派两名心腹尾随在后面,一定要在途中害死王守仁。王守仁正当壮年,又略通武事,两位刺客轻易也不敢下手。王守仁已发现有人跟踪,两名刺客也知道王守仁不敢下手,更急于早日杀人完命。

  王守仁天天设防,防不胜防。两刺客不杀人又无法交差,双方暗斗心智。王守仁知道,如此继续下去,自己稍一疏忽便会遭毒手,一定要想办法脱身。但他也知道刘瑾毒过蛇蝎,尾随来的两个人若不有个结果也不敢回去。此时已行至钱塘,但距贵州龙场驿尚远。其实刘瑾把王守仁贬到龙场驿的目的之一就是路途远,行路时间长,容易加害。王守仁何等聪明,这一切都觉察出来了,就想了一条万全之策。

  夜间投宿后,他先悄悄写了一首遗诗,其中有两句是“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然后趁夜深人静之时把衣冠脱下,换上便装便鞋悄悄来到江边,把衣服、鞋子全都零乱地放在江边,做出慌张脱下的样子,将“遗诗”压在衣服下,将冠放在江面上,然后独身一人悄然遁去,改姓埋名躲进武夷山中。

  刘瑾派的两名走狗第二天发现跟踪的目标消失了,大惊失色。一想王守仁跑不远,就上路追赶,此时已有人发现王守仁的衣履及遗诗,又在江面上发现他的冠,马上传开了。浙江的地方官都认为王守仁真的死了,并到江边祭奠。两名走狗见状,也以为王守仁真的投江而死,便不再追查,拿着冠履遗诗回去向刘瑾交差。刘瑾见状,也不再深究。

  刘瑾自任司礼监太监后,手中已有相当大的权力,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实现窃取朝中大权的目的,他便在武宗身上,狠下功夫。一方面迎合武宗骄奢淫逸的追求,修建太素殿、天鹅房船坞;又建一座多层的宫殿,勾连栉比,两厢设有密室,名曰豹房,武宗称它为新宅。又伙同党羽,挑选十二名容貌艳丽、能歌善舞的色目女子,送入豹房,供武宗玩乐。武宗玩上瘾来,嫌十二个太少,又降旨在京城公侯等大官僚家的色目女子中,挑选艳丽的送入豹房。此外,他们还让教坊司每天选送能歌善舞的乐工,到豹房歌舞唱戏。并且从各地挑选优伶进京侍召,日以百计。武宗在豹房里,纵情淫乐,昼夜不休。这样,既满足了武宗淫荡的欲望,也达到了刘瑾操纵皇帝的险恶用心。

  另一方面是,刘瑾选择武宗豹房淫乐在兴头的时机,前来奏事,故意拿出一大堆的奏章和公文,请武宗批答。武宗沉醉于狂欢之中,哪有心思去批答奏章,索性发一通脾气,说:“朕要你们干什么?什么事都来找朕。”或则挥手示意,令其退下。这样几次之后,刘瑾完全摸透了武宗的心思,于是,遇事便不再来面奏,擅自决断,代替皇帝批答奏章。昏庸的武宗不仅不认为这是刘瑾窃权,总揽朝政,反而认为他很会处事,对他倍加宠爱。殊不知,诡计多端的刘瑾,正是通过这种极其狡猾的手段,轻而易举地窃取了国家的最高的权力。

  朝中官员见皇帝一天到晚在豹房淫乐,不临朝理政,什么事情都由刘瑾替他裁决,于是只好向刘瑾汇报请示。在刘瑾家门口,每天都有一些官员等候接见。这时,所有来自各地的奏章,都必须先用红帖(红本)呈送刘瑾阅视,然后再用白帖(白本)送通政司。刘瑾不识字,不能亲自动手批答。但他却紧紧抓住这个批答大权不放。他把奏章带回到自己家里,让他的妹夫、礼部司务孙聪和他的心腹华亭(今上海市)大猾张文冕帮助决断。而这二人,文化水平不高,所写批示,文字冗长意思也说不大清楚,人们看后,往往不知说的是什么。为了掩饰这种丑态,就让大学士焦芳到自己家里办公,进行文字上润色加工。

  刘瑾俨然以刘皇帝自居,威福任情,把朝中上下搞得乱作一团。武宗皇帝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尽管刘瑾利用国家机器,控制舆论,只许人对他歌功颂德,不许说出半个“不”字。可是,他终究无法消除官民对他的不满情绪,不仅弹劾他的奏疏,仍然不时地呈上,而且,正德三年六月,在北京的大街上,出现了揭发刘瑾罪行的匿名揭帖。

  这天,午朝完毕后,武宗回宫。在御道上见有一张传单,就让侍从拾起来交给他。他仔细一看,只见上面写的全是刘瑾一桩桩、一件件罪款。传单上未署撰者姓名。武宗看完后,感到有些吃惊。随即将这张匿名揭帖交给了刘瑾。刘瑾看后,恨得咬牙切齿。假传皇上谕旨,令满朝文武百官一律到奉天门前,跪在地下,让他们交出写匿名揭帖的人。

  时值盛暑,百官头顶烈日,汗流浃背,不敢稍动一动,从午到晚,有数十人昏倒在地,三人当场昏死过去。内监黄伟非常气忿,说:“书中所说,都是为国为民。好男子死即死,何不自己说出,嫁祸他人呢?”

  刘瑾怒目而视,斥责道:“是什么好男子,暗中散发揭帖,不写姓名。书写匿名揭帖,就应当处死。”说罢,自己扬长回宫歇息。

  直至天黑,无人供出作案揭帖是谁写的。刘瑾放过自己信得过的官员,把三百余名官员全都押进锦衣卫狱中。当天,黄伟亦被斥逐。后来,查出揭帖是他身边的太监写的,才把这三百多名无辜朝官释放。

  心狠手毒的刘瑾从这一事件中,感到局势不稳,感到依靠已有的锦衣卫、东厂、西厂这些特务机构,还不能有效地控制朝野。他不仅对朝中官员很不放心,甚至对他手下一大群特务也起了疑心。于是,决定建立一个凌驾于原有特务机构之上的特务机构,这个机构,名叫内办事厂,京城人叫它内行厂。设在当时的荣府旧仓地,由他直接指挥,完全按照他的意图,刺探各位文武吏及百姓,还有权伺察锦衣卫、东厂、西厂及所有宦官的行迹。他的这一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自此,不仅内行厂成为他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原来东、西两厂,为了取得刘瑾的信任,大打出手,争先派特务,深入城乡,展开了侦缉竞赛。

  他还擅自立刑峻法。规定一家有人犯法,不但全家要遭株连,邻里的人家也要连坐。甚至,住在河岸的人家,有一人犯法,河对岸的人家也要连坐。在他控制下,厂、卫所使用的刑具样样俱全,残酷无比。但他还嫌不足,又特意制作特大的枷具。一副枷具的重量,可达一百五十斤,套在人身上,可以将人活活地压死。被枷的人也特别多。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奉诏执行盘查钱粮任务,还京后,因未能满足刘瑾索贿要求,就把这二人绳之以法,枷于东西公生门。都御史刘孟到任稍迟了几天,刘瑾便大动干戈,派人将刘孟抓至京城,枷于吏部门外。吴献臣也以劾刘瑾,被枷于北京午门前,长达一个月之久。有的受枷后,当即丧命,有的虽获释,也成残废。

  在刘瑾弄权的几年之内,以内行厂为核心的特务机构,权力极大,手段更加残酷。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有特务在活动。上自朝廷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在被监视之中。他们屡兴大狱,任意杀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杀害的官民达数千人之多。京城内外,谈起内行厂无不毛发耸然。

  世宗仁孝

  明宪宗的第四个儿子朱祐杭,成化二十三年封为兴王。弘治四年建邸德安,后来又徙至安陆。七年藩守,有一次舟游龙江,慈鸟数万绕舟不散,到黄州时又是如此,人人惊异,都认为这是福禄祥瑞。兴王嗜好诗书,绝无珍玩,而且不畜女乐。不是公宴,他也不设牲醴。正德十四年,兴王去世,谥为献,称为兴献王。两年以后,明武宗死,因武宗无子,召兴献王子入嗣大统,是为明代不由正传继位的有名皇帝——明世宗。

  世宗是在雅好诗书、严守礼法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他既有自己刚毅过人的个性,又在谨遵礼制上留下了儒家的深深烙印,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仁孝之风就是他的这种个性与风格的集中表现。

  世宗本是兴献王的儿子,当了皇帝以后,他的身世决定了他与其他帝王有所不同。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尊称自己的父母。也就是说,是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称孝宗为皇考呢?还是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世宗当然倾向于后者。然而,精通礼法却又各怀私心的大臣们则意见分歧,他们在朝廷之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产生了世宗继位之初的第一大历史事件——大礼议。

  嘉靖初年的礼法之争,前后持续二十年,最激烈的也有三四年。一派以礼臣毛澄为代表,维护历代沿袭的正统礼制,可称为“古制派”。他们援引汉代定陶公、宋代濮正旧例,主张以孝宗为考,以兴献王为“皇叔父”,改称“兴献大王”,王妃称为“皇叔母”。这一派得到首辅杨廷和及公卿台谏六部众僚的全力支持,他们以维持皇朝礼教为纽带,不惜“喋血”以谏。一派以官卑职轻的张璁、桂萼为代表,维护皇权,以礼尊父母为礼仪之极作为立论的基调,主张以皇帝的父亲为皇考,可称为“保皇派”,世宗支持这一派。表面上看,两派都是以维护礼制为旗号,实际上他们各怀私心,各有各的打算。“古制派”以受命辅佐,维护正统自居,确立正统程序的称谓,实际上是对他们至高地位的确认。“保皇派”则是以维护皇权为旗帜,求得皇帝的赏识,以便改变他们官卑职轻的地位。对于世宗来说,也需要保皇派的支持。他知道自己从藩王世子入继大统,要归功于杨廷和等一班阁臣,但首辅杨廷和权势过重,直接威胁皇权,是他不能容忍的。因此,他要来个下马威,杀杀首辅大臣的势焰,确立皇威。

  世宗不仅在名号上注重礼敬,表白仁孝,而且在祭祀仪节上也很讲究。嘉靖元年三月,世宗尊皇考为兴献帝,遣官到陵寝告祭,仪制隆重,一如皇帝。世宗还亲制乐章,迎神太和之曲为“秉德奉藩,仁孝谦恭。委祉冲入,入绍大宗。故国绵邈,亲此?宫。以妥明灵,万世攸崇。礼事孔严,清神咸通。来格洋洋,风云景从”。初献定用“寿和之曲”,亚献用“豫和之曲”,终献用“宁和之曲”,彻馔用“雍和之曲”,还宫用“安和之曲”。而使这些仪制实施的世宗,当时年仅15岁。

  世宗的母亲蒋氏,是大兴人蒋斅的女儿。弘治五年,蒋氏册封为王妃。世宗入继大统,即位第三日即遣派使臣前往安陆奉迎蒋氏。当时的大礼议已经开始,蒋氏一行已经到了京城之外,可是宫中还没有议定迎候蒋氏的礼仪与路径。争论的中心是按照王妃的礼仪迎接还是按皇母的礼仪迎接?经过争论,礼臣们初议:由崇文门入东安门,皇帝迎于东华门。世宗不答应。又议:由正阳门入大明门、承天门、端门,从王门即诸王出入的门入后宫。世宗又不准。世宗年轻气盛,对于礼臣这般的谨守古礼异常气愤,他于是撇开礼臣,颁下敕令:“圣母至,御太后车服,从御道入,朝太庙。”这种迎接,可是皇母的至高规格!世宗的敕令一下,礼官们目瞪口呆,因为古制上规定,后妃无朝谒太庙之礼,更何况蒋氏不过是个王妃!于是群臣交章进奏,一同发难,朝中礼仪之争又闹了个一锅粥。蒋氏到达通州,听说以孝守为皇考,极为气愤,她怒气冲冲地说:“天下至礼,何致使皇帝无父啊!”因此驻留不进。世宗听说以后,涕泣宫中,拿出最后的王牌——以避位宝座来威胁大臣。最后,慈寿太后出面调停,尊世宗母亲为兴献太后,蒋氏这才打道入宫。蒋氏还以太后之仪敬谒奉先殿、奉慈殿,但折中之下,没能进入太庙。

  嘉靖元年,帝位基本稳固,世宗尊蒋氏为兴国太后。嘉靖三年,又上尊号为章圣皇太后。是年秋天,用张璁等奏请,尊称为圣母章圣皇太后。嘉靖七年,再上尊号为慈仁。嘉靖九年十二月,明廷颁发蒋氏在藩邸的著作—— 《女训》,世宗为《女训》亲自写序,并命与《孝慈高皇后传》《仁圣文皇后内训》一同颁行。嘉靖十五年,世宗奉太后,拜竭天寿山陵,命各大臣进行殿贺。是年,又加上尊号为康静贞寿。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蒋氏去世,世宗谕礼部、工部收葬献皇帝于大峪山,以驸马都尉京山侯崔元为奉迎行礼使,兵部尚书张瓒为礼仪护行使,指挥赵俊为吉凶仪仗官,并令翊国公勋知圣母山陵事。届时,世宗亲临大峪山察视,令礼官奉太后南诣合葬。闰七月,兴献帝与蒋后合葬显陵。

  蒋后去世后,世宗哀痛欲绝。他天天思念,日不甘食,夜不成寐。嘉靖十八年八月己卯,又是一个思念亲人、勾人情怀的中秋节。节日之夜,深邃的天空中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紫禁城中,清风徐徐,万籁俱寂,只有遍地的月辉,如银流泻。世宗静静地坐在宫中,举目寂寥的天空,凝望着那高悬天际的明月,思绪万千。一时间,母亲的音容笑貌伴随着清风奔涌前来。心灵的孤寂与亲人的沉痛,使世宗辅纸挥毫,含泪写下了一首鲜为人知的《中秋思母歌》:“仓怆然,悲把饼咽下,心痛苦。心何痛苦兮,无奈何。无奈何兮,今日不见母。母兮母兮、不见顾子兮。永罪忤握月管兮,不成歌。歌不成兮。”(《世宗宝训》)歌词悲切,曲调哀怨,思母之情真挚感人。

  明嘉靖七年(1528年),年仅二十二岁的世宗皇帝朱厚?便开始为自己选择陵址,修造陵墓。这是因为他明白逃脱不了迟早要死的结局。不过从骨子里,他却怕死怕得要命,因而妄想长生不老,修道成仙。于是他整天和方士们厮混在一起,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灵丹妙药。

  明世宗还为自己加封了道号,起初称“灵霄上清统雷元阳一飞玄真君”,后来又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恩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这还觉得不够,又号称“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此外他还分别给他的父母皇后也都加封了道号。因此明世宗也便得了个“道君皇帝”的“美称”。

  明世宗在道士和太监们的包围中,想的是长生不老,谈的是灵丹妙药,朝廷大事则尽抛于脑后。那些方士和太监们利用他的迷信昏庸,在他殿里放上个桃子,诡称看到桃子从天而降,他就信以为真,当作仙桃吃了。他父亲兴南王朱祐杭原来居住的宫中柱子上长出一根灵芝,他便认为是天赐灵芝的祥瑞,改称那座宫殿为玉芝宫。

  “仙桃”、“玉芝”诸事虽则荒唐,毕竟还是些可食之物,更为甚者,那些方士还用一些未成年的少女为明世宗炼制所谓“长生不老丹药”,终于引出一场大祸。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初九之夜,明世宗宿于曹端妃宫中,睡熟之后,宫婢杨金英等十几个少女趁机动手,用绳子将明世宗勒毙,但由于一时慌乱,误为死结,气未断绝,被皇后方氏发现又救活过来。这件事史称“嘉靖宫变”或“宫婢之变”。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少女干出这样大胆的事情呢?从当时情况分析,必定肇端于修炼“长生不老丹药”。《明史》中记太仆寺卿杨最因“谏丹药,予杖死”。像明世宗这样昏庸的皇帝,为了自己长生不老,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明世宗自嘉靖十八年(1539年)以后便不视朝。宫变发生后,更是“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他共在位四十五年,但是从嘉靖十八年起,直到他死,竟有二十七年不视朝。

  史书上记载,嘉靖朝的奏章有前朝、后朝之说。前朝指的是诸司章奏,后朝则是方士杂流的陈请。即使朝中官员,也必须擅写道士醮祀的“青词”。明世宗的谕旨,常写成“青词”文式。嘉靖朝著名奸相严嵩,就擅写青词而受宠信。这般朝政,岂有不乱之理?《明史》中《佞?传》十八人,嘉靖一朝就有十人,入《奸臣传》的也有严嵩、严世蕃、赵文华、鄢懋卿等人,也算得上登峰造极了。

  在这样的统治下,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官员们为了保全自身,不敢言及时政,只有刚直不阿的海瑞,上疏把明世宗不理朝政,信用奸臣、斋醮求仙,自欺欺人的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并且引用当时百姓的话骂道:“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明世宗见疏大怒,将海瑞下狱,并且自我解释道:“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诟詈耶?”整天吃“长生不老丹药”,结果吃得连御殿临朝都无法做到,最终以“体虚火燥,补救无术”而晏驾。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进士,这位来自湖广江陵的年轻进士,志得意满,从此就踏上了官宦之途。

  开始,他在翰林院任编修。当时严嵩任首辅,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张居正满腔热情投身于仕途,但当他逐步了解了政治的黑暗时,又显得忧郁悲观起来。在翰林院当了七年编修,他感到颇为乏味,因为他徒有满腹经纶,却无人欣赏他,于是就称病辞官回家。在家里种上半亩修竹,一边则潜心读书。很快六年时间就悄悄地过去了,他学问大长,在他父亲的鼓励下,他重又进京为官,任国子监司业。公事之余,他颇为注意研讨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并仔细留心现实政治。不久,世宗病逝,大学士徐阶起草遗诏,就征询了张居正的意见。隆庆元年(1567年),他被遴选入阁,他的仕宦生涯第一次出现了转机。

  为了实现经世治国的抱负,隆庆二年,他向穆宗上了一奏《陈六事疏》,提出应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备。事事切中时弊,但穆宗也不是一个想有作为的皇帝,虽然他欣赏张居正的才识,但并不采纳。穆宗在位只有短短的六年。隆庆六年五月,年仅九岁的朱翊钧登上皇帝的宝座,九岁的小孩正是游玩嬉闹的时候,现在却要主掌国事,不禁引起朝内外的担忧,但为张居正辅政提供了契机。

  当时的内阁由高拱、张居正和高仪组成,高拱是首辅,高仪则是一个月前刚刚入阁的,张居正与高拱都是穆宗临终前的托孤重臣,政事固然是由高拱和张居正操纵,但张居正不是首辅,在许多事情上势必要受高拱摆布,但他足智多谋,工于心计。高拱则性格外向,对于年仅九岁的朱翊钧,能否胜任皇帝的重担,表示深深的担忧,他曾在文渊阁向臣僚说:“十岁(虚岁)太子,如何治天下!”话语传到神宗嫡母陈皇后、生母李贵妃耳中,引起了她们极端的不快。而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公开与高拱作对,并引张居正为外助,于是高拱首辅之位就岌岌可危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由来已久,嘉靖年间,冯保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当时地位最高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缺员,按资历当属冯保,但高拱却推荐了御用监太监陈洪,陈洪之后,又推荐尚膳监太监孟冲。从此,高拱与冯保积怨。陈洪与孟冲又多引诱穆宗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致使穆宗身体日坏,这样也引起陈皇后、李贵妃的不满,她们自然就亲近冯保了。就在穆宗弥留之际,冯保在陈皇后与李贵妃的支持下,取代了孟冲,引起高拱极端不快。于是,高拱想利用内阁和言官的力量除掉冯保,并同张居正商量,张居正表面答应,暗中却通知冯保。六月十六日,神宗即位后第一次接见朝臣,高拱欣然前往,以为这次一定是驱逐冯保。可结果却大出其意外,神宗端然而坐,冯保则立于其旁,冯保宣读了陈皇后、李贵妃及皇帝的谕旨,高拱被勒令回籍闲住。高拱听完,几乎昏厥,最后由张居正挟掖而起,狼狈出廷。张居正遂自然地成为首辅。

  张居正为首辅后,对穆宗陈皇后和神宗生母李贵妃极力巴结,终于颇受信任,而且尊重冯保,使冯保能和他密切配合。七月的一天,神宗在平台向张居正面谕:“皇后是朕嫡母,皇贵妃是朕生母,尊号上先生可多加几字!”按历朝习惯,皇帝初立,都要尊皇后和生母为太后,于是陈皇后被尊为仁圣皇太后,李贵妃被尊为慈圣皇太后。两位太后将外朝委政于张居正,内政则交托于冯保,而且她们对年幼的万历皇帝管教亦颇严。慈圣皇太后以羽翼幼主的名义搬入乾清宫,每逢经筵、日讲后,她总要神宗重复一遍,严厉督责。并极力培植张居正的威望,致使小皇帝对张居正颇有几分敬畏。一旦神宗有所过错而不思改掉,慈圣总是说:“让张先生(居正)知道了,你怎么办呢!”于是神宗就只好认错。

  政事之余,张居正则辅导神宗读书。他给神宗安排了经筵和日讲的课程。年幼的神宗颇喜欢书法和历史,张居正就常给他讲些历代帝王治国之故事,并让人选一些有关君德治道的文章做影格,供神宗临摹,使年幼的皇帝在写字中得以启迪。并劝告神宗,作为一代帝王,不应把主要精力放到书法上,而应注意帝王之学,因为古代有许多皇帝,像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宋宁宗都长于诗文书画,但于国事无补,故应多方学习治国安天下之策。后来,张居正让人编了一套《历代帝鉴图说》,将古代帝王可以效法的善事摘取八十一条,应当惩戒之恶行三十六事,各绘一图,并附文说明,神宗颇喜欢这套书,而且对张居正的忠诚亦颇为感动。

  张居正在小皇帝面前树立了威严,又颇得两位太后的信任,内廷又有宦官冯保的支持。于是他辅政期间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实现其政治抱负。

  他首先从整饬吏治开始。张居正目睹了嘉、隆时期的混乱政局,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吏治腐败。万历元年(1573年)他提出了“考成法”,首先他强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都要做到法之必行,行之必效。对官吏考核逐级进行,督抚、巡按以之考核属吏,吏部因之督察抚按,朝廷再以之考察吏部之贤否。并且建立随事考成的制度,以做到事事都有着落,有交代。在考察官吏中,张居正裁撤了一批冗员,奖励了一批贤能正直官员。同时在中央竭力提高内阁权威,加强中央集权以号令天下,地方上则分清抚、按职掌,明确其职责,并假以事权,使之分工合作,协助督责有司贯彻执行中央法令。同时亦整顿了府、州、县学,核减生员,黜革一批不称职的学官。

  对于边防,张居正亦颇为重视。他一向支持戚继光整顿蓟镇防务,同时用名将李成梁防守辽东,虽然小王子部数次率众十余万骚扰边境,由于戚继光、李成梁防守坚固,边境安然无事。

  而张居正当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财政危机,因此,理财就成为他改革的重点。他大力开展了开源、节流的经济改革。他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同时对皇室的费用,亦力求节省,以便减少开支,更重要的是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措施,以便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减轻了负担,同时缓解了财政危机。它统一了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同时将以户、丁作为征收对改为以丁、田分担,也使商人减轻了负担。它上承唐代“两税法”,下启清代“摊丁入亩”,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一件大事。

  此外,张居正为了发展生产,还注意兴修水利,消除黄河水患。嘉、万年间,黄淮经常泛滥成灾,经年不治。于是他重用潘季训,大力支持他治河,历经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张居正逐步推行改革的时候,神宗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他钦佩张居正渊博的学识和果敢干练的作风。开始,君臣关系极为融洽,神宗时常关注张居正的生活,有次,张居正在值班时生病了,神宗到暖阁亲自调制椒汤赐之。酷暑之日,神宗让内使给张居正摇扇;数九寒天,则命内使在张居正站着的地方铺上毡片。张居正亦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但一旦碰上神宗有错,张居正往往颇为严厉,神宗对待张居正渐渐由敬畏到反感。有次,神宗朗读《论语.乡党》,不经心地把“色勃如也”错读成了“色背如也”。立在身旁的张居正厉声说道:“应该读作‘勃”!”神宗猛一哆嗦,内心打了一个寒颤,心想“难道这是朝臣对君主应该用的口吻吗?”于是逆反心理就日益滋生起来。尽管如此,在表面上,他们的关系还是颇为融洽。

  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封建礼教的惯例,张居正必须离职居丧守孝三年。当时万历皇帝依然年轻,经验不足,还不足以独掌政事,而张居正谋划已久的改革还刚开始,于是,神宗下诏书“夺情”,说是公务需要,张居正不必离职守孝,而且赙赠甚厚。但当时张居正的政敌如吴中行、赵用贤等,便以夺情为口实,群起而攻之,指责张居正贪恋利禄,说“夺情”是违背伦理纲常,要朝廷罢免张居正的官职。神宗则连下戒谕,廷杖首要分子,平息了反夺情的风波。次年三月,张居正请求归家葬父,神宗允诺,君臣相见于平台,相对哭泣,竟难分舍。三个月后,张居正从江陵返京,君臣关系一如既往。

  万历八年,神宗已经十八岁,这时他觉得自己经书已经读完,政事又有张居正掌理,清闲之至,遂寻求消遣之策,乾清宫管事太监孙海、客用遂挖空心思,极力加以引诱。十一月的一天夜晚,神宗游玩到西城,酒后要小内监唱曲子,小内监张口唱来,曲调皆不和谐,神宗一怒之下将小内监鞭挞了一顿,而且割掉了他的头发。很快冯保就将此事报告给已搬到慈宁宫住的慈圣太后,神宗马上被叫到慈圣太后面前,被罚跪下,并狠狠地挨了一顿训斥,张居正在旁边一面给皇帝讲情,一面请求处治邪佞内臣,孙海、客用被杖,并被赶出内宫。此次惩罚,给已成年的神宗留下了极大的耻辱,他的自尊心大大地受到打击,对张居正遂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张居正志得意满之际,神宗对他却日益不满。张居正晚年对待官员之升任与罢黜,亦多由自己爱憎,他渐渐表现得骄横起来,但其生前总算享尽了荣华富贵。万历十年二月,张居正与世长辞,不久,张居正生前的政敌就纷纷上疏弹劾他。万历十一年三月,神宗逐追夺张居正官阶。次年四月,又籍没张居正的家财,得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次子张嗣修和其他几个孙儿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他辅政十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随着神宗的报复行为的发生,全都灰飞烟灭了。

  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登上龙凤宝座后,以“陈纪立纲,恢复中华”的非凡气概,扫荡元习,禁演杂剧,元代大师们精心浇灌的杂剧奇葩便迅速地凋谢枯萎了。

  中华艺术在民间的广袤土壤中根深蒂固,当北曲衰微之际,各种南曲声腔剧种,早已在乡村集镇的街市里巷、古庙草台此兴彼起。入明不久,即出现了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大声腔斗艳争奇的热闹场面。

  明代中叶,一位酷爱戏曲音乐的民间歌手,集南北曲之大成,对流传久远而终未能跃居大雅之堂的昆山腔,进行了一次精推细敲的大胆革新,以他神奇美妙的音符,创造了清柔宛转、缠绵优雅的昆曲。从此,这一新声风靡大江南北,独领风骚二百余年。从深宫廊庙,到荒村野店,崇尚昆曲的热浪,把中国的戏曲又一次推进到一个鼎盛繁荣的传奇时代。这位民间歌手从此享誉四方,为历代曲坛艺林呼之为“昆腔之祖”,尊之为“曲圣”,他留在中华艺术光辉史册上的不朽英名叫做魏良辅。

  魏氏其人

  魏良辅将他的狂热与智慧,溶铸在扣人心弦的美妙音符上,可是,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则只残留着星星点点的蛛丝马迹。更为奇怪的是,距离他并不十分遥远的明代万历末年的人,即使对他仰慕崇拜备至,一旦涉及他的生平便茫然无知而不免笑话百出。天启三年刊行的《词林逸响》卷首附刻魏氏《曲律》,前有许宇的小引,竟如此说:按元魏良辅,昆山州人,瞽而慧,以师旷自期,先为丝竹之音,巧绝一世;既则定曲腔点板,发古人未有之心思,海内宗之。度曲必称昆腔者,不忘其所自始也。

  这位许先生笔下,魏良辅居然成了元朝统治下的草民,而且是以师旷自期的瞎子,其乃以瞽导盲,荒唐之至,令人啼笑皆非!

  魏良辅,号尚泉,亦作上泉。原籍江西豫章(今南昌),本为能医知药的江湖医生。流寓江苏,卜居太仓南关。大约生于明代弘治末年,主要活动于嘉靖隆庆年间。

  明代从好嬉戏游乐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开始,上流社会冶游娱乐之风日益炽盛。江湖器乐演奏家、清曲歌唱家、戏剧表演家纷纷出入么侯缙绅、富豪名士之家,献艺于厅堂筵宴之侧。有的乃至被士大夫们延为清客艺友。豪贾名士借美优名伶炫耀门庭,演员歌手也依权门富户谋生扬名。艺精技绝的弹唱高手,同样可以像文人儒士一般出人头地。

  魏良辅天生一个金嗓,地造一种酷爱唱曲的个性。他不想埋没自己的天赋,也不愿委屈个人的嗜好。在认定了自己的专长后,及时地调整了人生方向,走上了唱曲献艺的生活道路,医道反而成了他可有可无的副业。从此,天使的纶音,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无限的荣誉和骄傲。

  昆山之谜

  魏良辅原本工北曲,他自愧不如另一位北曲名家王友山,便发愤改习南曲。他所居住的太仓是昆山腔的故乡。天然的条件,使他与昆山腔结下了不解之缘。如同昆山的开化本身就带有历史传奇色彩一样,昆山腔之所以发源于此,也是一个耐人寻味而难以解开的谜。他决心在扑朔迷离中解开这个谜。在他的《南词引正》中如此叙述昆山腔的源流: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扩廓贴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

  魏良辅打开了通往昆腔源头的迷宫大门。上溯到黄幡绰虽说过于遥远,他作为拍板专家、梨园笑星,晚年流落东南,并死葬于昆山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至于元末明初顾坚等人的行迹,则更是依稀可辨了。

  元代,昆山亦称娄东,辖昆山、太仓两地。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元政府开辟南北海运,刘家河变成内外贸易港口,河边的自然村落太仓,获得了繁荣开化的机遇,“不数年间,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国内外商贾在此聚居,人口激增,“市民漕户云集雾?,烟火数里”。不久,昆山由县升州,太仓曾一度设州治。从此,太仓一跃而为重要商埠,称“六国码头”,又号为“天下第一码头。”

  元末,全国到处战火纷飞,张士诚却割据平江(苏州)十多年,网罗名士,觊觎神器,苏松一带竟成了文人儒士的荟集之地,避难之所。明初永乐年间,刘家河作为郑和下西洋的出海口,昆山、太仓更趋繁华,豪门巨富,以海运起家,小商小贩梦财而来。

  他们自由自在地享受从这里攫取的财富,也挖空心思地搜寻娱乐刺激。昆山顾阿瑛就是集资累万的大富翁,他善弹古阮、醉心南曲,专门修建玉山草堂以供娱乐消遣之用,成为征歌选舞,与文士唱和的集中场所。世称“声妓之盛,甲于天下。”顾坚、杨维桢和倪瓒都是玉山草堂的座上客。杨维桢是著名的文学家,又是善吹铁笛的圣手,自号铁笛道人。他常常酒酣耳热时,让家姬唱曲,亲自倚凤琶和之,而座客则翩跹起舞。他甚至在酒席上用声姬的绣鞋盛盏,让客人们轮流传饮,称之为“鞋杯”。偏偏那位画家倪瓒好狎妓而又有洁癖,常常让侍姬无休止的沐浴,对于杨氏的放荡腌脏的鞋杯深感恶心,只好拂袖离席。就是这样的追欢逐乐的腐朽生活,为歌舞戏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环境和条件。顾坚与顾瑛同乡同姓,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更促使他们成了亲密无间的至交。他们共同参与艺术活动,对土生土长的音乐声腔进行研究、加工整理,使昆山腔日致优雅动听。

  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听说昆山老人周寿谊高寿,特意把他召进南京,想从他那里得到点长寿秘诀。周寿谊进入宫廷,朱元璋见他果然神采矍铄,问他:“多大年纪。”他回答说:“1O7岁。”又问:“平日有何修养而能致此?”他的回答是:“清心寡欲。”朱元璋以为然,笑问:“闻昆山腔甚嘉,尔亦能讴否?”曰:“不能,但善吴歌。”命歌之。歌曰:“月子弯弯照几州,几人欢乐几人愁,几人夫妇同罗帐,几人飘散在他州”。朱元璋抚掌曰:“是个村老儿,命赏酒?。”这个故事载于《正德姑苏志》和周玄帏的《泾林续记》,昆山腔的动听,连禁戏罢乐的朱元璋也不免想要领略一番,可惜,这位百岁老人献给他的只是一支乡间民俗曲,昆山腔究竟如何,仍然是个谜。

  昆山腔是一种清唱曲,徐渭《南词叙录》有简短描述:“惟昆山腔只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妓女尤妙此,如宋之嘌唱,即旧声加以泛艳者也。”这是魏良辅革新之前的昆山腔,其声情格调之美,在余姚、海盐、弋阳三腔之上,流丽悠远,令人销魂荡魄,犹如宋代的嘌唱。所谓嘌唱,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说:“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即用鼓板击节,以无节度的装饰音唱小词令曲。徐渭说妓女唱昆山腔尤能臻其妙,可见,这是最适宜浅斟低唱的美声。正因为这样,它才只是以清曲小唱驰名,而且长久以来,只在它的发源地吴中一带流行,远不及其它三种声腔流传广泛。

  昆山腔无论如何是一种充满神秘色彩,令人倾慕的美妙音声。魏良辅认为它是南曲正声,当仁不让,应该要让昆山腔走向全国,去拥有那大雅之堂的正声之位。于是,他以此为己任,退而缕心南曲。“足迹不下楼十年”,对昆山腔作了一次全面的改革,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为闪光的不朽业绩。

  十年之光

  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划为若干个十年,其中必定有一个十年是他人生的光辉顶点,不管是在青年、壮年还是晚年。魏良辅最为风采光耀的十年,是在他壮年以后。他潜心研究南曲,未必真正是“足迹不下楼十年”,但任何一位成功者的背后铺满的都是艰辛,要成就一番事业,没有如痴如醉、锲而不舍的精神,断不可把美好的梦与幻变成现实。

  魏良辅愤南曲之讹陋,以昆山为正声,开始了他的改革活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人,如苏州洞箫名手张梅谷,昆山著名笛师谢林泉,以及他的门下弟子张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等。这是一个有素养的艺术群体。

  值得一提的是,魏良辅还拥有一个良好的艺术环境。他所居住的太仓,从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开始便设卫所,这里一直驻军戌守。说也奇怪,太仓西关的驻军好拳棒、重武术;南关驻军善弹唱、贵文艺。魏氏偏就居南关。上天的恩赐,或是良辅的理智选择,使他随时可以在源泉中吸收养分。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曾记载他谦虚好学的故事:“良辅自谓勿如户侯过云适,每有得必往咨焉。过称善乃行,不即反复数交勿厌。”这位叫做过云适的户侯,或许就是南关驻军的统带。良辅把他奉为自己的艺术之师,时时带着自己的研究所得去请教他。谦虚与勤奋,也许是开拓者的共同美德。

  魏良辅等人不仅对唱曲进行革新,而且在音乐伴奏方面也作了很大改进。南曲各声腔都有自己独特的乐器伴奏,比如弋阳腔,“其节以鼓、其调喧”,不用弦索和管乐;海盐腔则并用锣、鼓、板,而昆山腔因为主要用于清唱,所以只用拍板,或许这正是黄幡绰所开创的传统流习。北曲主要用弦乐伴奏,所以“弦索”成了北曲的代名词。张野塘加入魏良辅音乐改革集团后,一边攻习南曲,一边更定弦索音节,使之与南音相近。他改造的三弦式,“身稍细而其鼓圆,以文木制之,名曰弦子。”他和他的艺友们改造乐器,把北曲的伴奏艺术引进南曲,综合弦索、箫管、鼓板三类乐器,集南北之所长,创立了一个规模完整的乐队伴奏,在戏曲音乐伴奏的发展史上完成了一次重大的革新。沈宠绥《弦索辨讹》肯定其意义说:嘉隆间,昆山有魏良辅者,乃渐改旧习,始备众乐器而剧场大成,至今遵之。辛勤与智慧结下了丰硕的成果。经过魏良辅等人的锐意改革,昆山腔以“新声”的姿态出现在舞台歌坛,立即引起了轰动,酷爱戏曲和清曲的士大夫及广大市民们为之惊愕。当时的南曲名家陆九畴,“亦善转音,顾与良辅角,既登坛,即愿出良辅下。”余怀在《寄畅园闻歌记》中说道: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为新声。疾徐高下清浊之数,一依本宫,取字齿唇间,跌换巧掇,恒以深邈助其凄唳。吴中老曲师如袁髯,尤驼者,皆瞠乎自以为不及也。

  陆九畴、袁髯、尤驼等名师,不得不承认,改革创新的成果,已把他们遗落到遥远的历史,魏良辅前进了。他勇于攀登,善于吸取集体的智慧,到达了时代艺术的顶峰。1O年的磨炼,使他的人生价值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并且是那样地熠熠生辉,光耀艺坛,历千百年而不磨灭。

  南词引正

  他无论如何都是一位音乐大师。他不仅对音乐进行了非凡的艺术实践和卓有成效的革新,而且为后世留下了极可珍视的唱曲理论的经典著作。他的传世著作《曲律》,一直作为昆曲的艺术美学源头,被后人引证发挥而奉为经典。直到前些年,发现了《娄江尚泉委魏良辅南词引正》,才知道《曲律》是经后人修改过的《南词引正》的翻版。魏良辅所谓“引正”,是基于“惟昆山为正声”的观念而对昆山腔艺术的理论阐发和规范。《曲律》与《引正》条目相同,均为18条,但在排列次序和具体的论述上都有很大出入。《引正》全文包括:初学须知,学习生曲要领、声腔种类、双叠字唱法、单叠字唱法、北曲特征、士大夫唱曲、四声要求、曲名理趣、长腔短唱、过腔接字、熟玩“伯喈”与“秋碧”,南北曲之难关,去除土音、唱曲三绝等等。也许这仅是魏良辅音乐艺术理论的一部分,由他的门生弟子记录编辑而成。然而就此便足以继《唱论》之艺统,在元燕南芝庵先生之后树立的又一块北曲转向南曲,并使昆曲独步曲坛的里程碑。

  魏氏理论,概言之有:

  (一)南北曲之异。南曲与北曲大相悬绝:北曲有弦索调,以遒劲为主,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故词情多而声情少。北曲力在弦索,宜和歌、故气易粗;南曲有磨调,婉转为主,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故词情少而声情多。南力在磨调,宜独奏,故气易弱;北曲之弦索,南曲之鼓板,犹如方圆之必资于规矩,因此以弦索唱作磨调,或把南曲配入弦索,都像是方底配圆盖一样的不和谐。所以,南曲不可杂北腔,北曲不可杂南字。

  (二)清曲之特点。清曲,即散曲和剧曲的清唱。俗语称做“水磨调”“冷板曲”,不必像戏场那样借锣鼓之势,而全要闲雅整肃,清俊温润。清唱必须行腔、板眼两擅其美,不可摹拟音腔而不顾板眼,也不可专主板眼而不审腔调。唱曲者不可面上发红,喉间筋露,摇头摆足,起立无常,听曲者也不可喧哗,盲目喝彩,应该仔细听其吐字、板眼和过腔。

  (三)学曲之门径。学曲必须首先引发其声响,其次辨别其字面,然后再理正其腔调,不可混杂强记,以乱规格,如学[集贤宾],则只唱[集贤宾],熟悉一曲再学新曲,方能移宫换羽,自然贯串。对于生曲,必须虚心玩味,逐一考究四声、务得中正。学曲最好从南曲之祖《琵琶记》入手,从头至尾,字字句句,透彻唱理。因为《琵琶记》“词意高古,音韵精绝,诸词之纲领,不宜取便苟且”。

  (四)唱曲之要领。唱曲者必须声发于丹田,方能耐久。曲有五难:开口难、出字难、过腔难、高不难低难、有腔不难无腔难。因此,唱曲者必须在吐字、行腔、拍板上用心,吐字必须先正四声,上声不能扭作平声,去声不能混作入声;双叠字的上两字须接上腔,下两字则稍离下腔,单叠字则全在抑扬顿挫中得意味。行腔不可或高或低,或轻或重,长腔要圆活流动,不可太长,短腔要简径截绝,不可太短,过腔接字须迟速得宜,稳重严肃。唱曲节奏全在板眼分明,迎头板,须随字而下,彻板则随腔而下,而绝板则要腔尽而下。有些曲要弛骤,有的曲要抑扬,有的曲虽疾而无腔,全在于唱曲者板眼徐急得宜,匀净自如,便可以唱出各种曲名理趣。唱曲的关键要领,就是要达到六个字:字清、腔纯、板正,称之为曲之三绝。这是至善至美的艺术境界。

  (五)伴奏之要求。丝竹谐人声,箫管俪词曲,这是和乐伴奏的原理。要使伴奏能更好地衬托歌唱以达到谐和美,当是高音低奏,低音高奏,不可以音之高而凑曲之高、以音之低而凑曲之低,强相应和,反而清乱正声、聒噪刺耳。至于演唱者不入调,音不正、腔不满、字不足,调不稳等等情况则丝竹管弦均不可奏。

  魏良辅以朴素平和的语气,把他实践的经验和革新的成果诉诸理论,娓娓道来,穷尽唱曲之理,这使他的南曲革新更富有美学价值,对中国的音乐遗产也是极大的弘扬。他比同时代任何一位音乐家都更了解音乐的奥秘,也更珍视雅乐正声的古典美。他为昆曲树立了第一块丰碑,昆腔的革新再造至此胜利完成。然而,这位被后人奉为至高无上的曲坛的祖师爷,他却是一位游荡江湖的民间医生和歌手。谁也没有留意过他告别音坛、超脱尘世的时候是否有过满意的微笑,惟有戏剧家梁辰鱼得其真传,而把“冷板曲”搬上了热闹戏场,昆腔从士大夫的深堂秘闱走向街市旷野,魏良辅的昆腔宗师地位,在民众中进一步确立。

  梁郎雪艳词

  魏良辅和他的艺友们改革昆山腔,成就卓然,但这种新声,还只是清唱,并未走上戏曲舞台。作为一种戏曲声腔的完善,魏氏革新还只是走完了开拓创新的第一步。把新生的昆山腔应用于传奇的演唱而搬上戏曲舞台的功劳,则要记在梁辰鱼的生平录中。

  他在昆山腔的故乡呼吸着艺术的氧气长大,字伯龙,号少白,自称仇池外史。他的先世为昆山望族,曾祖梁纨官漳州通判、泉州同知,父亲梁介为平阳训导。梁辰鱼则终生没有功名。他身长八尺有余,疏眉虬髯,性喜任侠、好谈兵为武,轻视文墨,不屑作八股文,懒于就诸生试,作《归隐赋》以抒其志。后来,在官府的迫令下,不得已勉强补太学生,但仍没有入学。这位厌学的逆子生来就有个怪脾气,喜欢结交骚人墨客、剑侠力士、和尚道士。他建造了一所华丽的别墅,专门招揽一些奇技异术的江湖俊彦。有一次,尚书王世贞、大将军戚继光专程来看望他,他却坐在楼船里,与一帮好友吹箫的吹箫,击鼓的击鼓,仰天歌啸,旁若无人。他放荡不羁、遨游吴越,嗜酒而“尽一石弗醉”,吟诗而留下大量的剿倭颂歌和言志诗篇。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大约他四十岁出头的时候,被浙江总督胡宗宪聘为书记,不到四个月,胡氏因攀附严党而随着严嵩的倒台被捕下狱,梁氏离开浙江回到昆山。他与曾为魏良辅《南词引正》作序的江南名士曹大章等人结为“莲台之会”,又和莫士龙等人组成“鹫峰诗社”。寄居秣陵时,又和金銮、张凤翼、潘之恒等人酬唱应和。他对度曲有一种狂热,每逢三月三日已修禊,端午、七夕、重阳等重要节令,都照例罗列丝竹,设宴唱曲。每当曲会,总要摆设特大的坐榻和案桌,自己坐东向西,度曲者依次在两旁就坐,递传叠和,只要有一个音韵唱错,就得大杯罚酒。时人叹为“骚雅大振”,把他喻之为元代顾阿瑛,以至“歌儿舞女,不见伯龙,自以为不祥也。”

  魏良辅革新昆山腔,他起而效之,得其真专,遂考订元剧,自翻新调,作大量散曲,辑为《江东白铼》,创作传奇《浣纱记》,杂剧《红线女》,还有《二十一史弹词》等,而奠定他戏剧家崇高地位的是《浣纱记》。

  《浣纱记》又名《吴越春秋》,共四十五出,以范蠡、西施为生、旦,写春秋吴越兴亡故事。吴、越两国互相攻伐,越国战败,越王勾践被俘,范蠡忍辱负重,与勾践共患难。得赦返越后,勾践一方面卧薪尝胆,整饬军备,充实国力,一方面用范蠡计,向吴王夫差进献浣纱女西施。西施入吴后,离间吴国君臣,伍子胥被害。越国趁机复仇雪耻,吴国灭亡,夫差自杀。范蠡功成身退,在君臣沉浸于胜利而准备迎接淫逸安乐生活的时刻,他却预感到弓藏狗烹的威胁,与西施悄然泛舟而去。

  这是令人不堪回首的古老的痛史,也是伯龙谴责现实的明枪暗箭,在君昏臣嚣、权阉挡道、阁臣纷争的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像志大才疏,刚愎自用、贪色嗜酒、用佞宠奸的夫差,贪婪险诈的伯嚭,耿直倔强、报效无门的伍子胥那样人物,无不可以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找到他们的身影。毫无疑问,它又是梁郎的幻曲梦影,范蠡的智慧和韧性,坦荡与尽职,深邃与明智,凝结着梁辰鱼的理想与憧憬,在传奇中,以美妙的爱情连接政治的兴亡,《浣纱记》始开先河,而为《桃花扇》《长生殿》提供了优秀的范例,至于西施的美人离间重任,更非貂婵有始无终的悲剧结局可比。对历史的深沉回顾、对现实的敏感思考、对人生的理智选择、对爱情的豁达处理,构成《浣纱记》无穷的魅力和深厚的哲理。千百万理性的头脑被吸引到梁辰鱼所编织的美妙梦幻中。然而,《浣纱记》的真正艺术价值并不完全在此。

  这个传奇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应用了魏良辅所开创的昆腔新声。魏良辅革新昆山腔是立足于散曲与剧曲的清唱。他没有创作过剧本,也不擅长戏剧表演。他的艺术实践始终局限在士大夫们“高雅娱乐”的狭小圈子。清唱与演剧,不仅艺术形式不同,而且有雅俗贵贱之别。清代龚自珍说:“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曰剧曲。清曲为雅宴;剧曲为狎游,至严不相犯。”龚氏所说剧曲,就是优伶们在舞台扮演的戏剧。在士大夫眼里,演剧贱业、清唱是高雅的艺术活动。对于优伶所为的戏剧是表演,也许连魏良辅这位清曲家也认为是不屑一顾的,这使他的艺术才华仅仅在提高清曲的艺术境界中发挥极至,把声腔音乐引进传奇的历史使命却留给了梁辰鱼。

  梁氏一面吸取魏良辅的研究成果,一面和善音律的艺友们精研音理,用新的昆山腔谱曲填词,使《浣纱记》成为名副其实的昆曲剧本。它清柔宛转的音乐,严谨规范的格律,竟然使弋阳子弟不能改调歌之。《浣纱记》的问世,揭开了昆曲史的新篇章。昆剧从此与清曲分道扬镳,并以压倒弋阳、海盐各剧种的优势,迅速登上独霸剧坛的崇高地位。

  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疏慷得自藏。种竹旋添驯鹤径,买山聊起读书堂。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浪。这首诗虽说并不出名,有谁能想到这是明朝奸臣严嵩所作。又有谁能想到那俗人还有此雅兴。

  明太祖以制义取士的结果,使中国的官僚政治更加烂熟了,一大批没有真才实学,却能凭浮文浑话以阿谀君主,逢迎上司的士大夫有了一条捷径。官场的威风,又导诱了权欲的膨胀,财富的嗜好,从而他们的品德气质也蜕变堕落。

  严嵩本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但钤山(在其故乡江西分宜)读书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明史》本传),遂“挟沾沾之小技”,以此起家发迹,获得明世宗朱厚?的赏识。他手里的敲门砖就是青词。

  青词就是陆游诗中“绿章夜奏通明殿”的绿章,也是道教徒打醮祷告的疏文,因用青藤纸书写,故名青词。这种文字,要做得典丽工致,就须另有一功。顾鼎臣等即以善作青词而受厚遇。恰好明世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皇帝,他相信念念有词的几句咒语,一纸青词,就能使国泰民安,自己也长生不老。倭寇侵江南,命张经为总督往讨,未能取胜,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于是慷慨陈词,列举用兵七事,因为倭寇从海上来,所以第一事便是祭祀海神。别人笑为妄诞,世宗却点头赞同,又来问严嵩,严嵩也说“宜遣大臣往祭海,即令视察贼情”,并推荐赵文华充当这差使,文华便乘此大肆威福,向沿海人民掠夺了一批财宝(见傅维鳞《明书》)。主昏臣佞,在官僚主义统治下,笑话与正经之间,往往很难区分。

  夏言与严嵩都是江西同乡,也是严嵩前辈,故起先事言甚谨。及言入内阁援严嵩自代,却又以门客视之,严嵩就怀恨在心,又串通方士陶仲文想排挤夏言。夏言为人性骄气盛,世宗屡遣小太监到他那里,夏言态度傲慢而怒视之;可是一到严嵩那里,就亲自延请上坐,还把钱放进袖中。小太监的口胃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常在世宗跟前誉嵩而短言。又因夏言所进的青词,往往不中世宗意,严嵩于太监处得知后,便益发在青词上大下功夫,故而“言去,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世宗因笃信道教,自己常戴香叶冠,又另做了五顶赐给夏言、严嵩等,这自然应该引为极大的恩荣,不料夏言却不接受,严嵩呢,不但戴上,还笼以轻纱,好让世宗看得见。于是在世宗心目中对两人更有两种看法。不久,发生了议复河套一案,就使严嵩暗起杀心。这一建议本出自三边总督曾铣,又为夏言竭力促成,世宗起先原也同意,还颇加优奖。不料后来忽然翻脸了,并严词斥责,严嵩觉得机会来了。这时咸宁侯仇鸾因镇甘肃时,以阻挠军功为曾铣弹劾拿问。仇鸾本是亲严嵩的,严嵩就代仇鸾草奏,诬陷夏言曾受曾铣之金,互为奸利。夏言上疏申冤,其中说:“在内诸臣受其牢笼,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生死系嵩掌握,惟归命圣慈,曲赐保全。”但世宗却听信严嵩的谗言,加上香叶冠旧案,终于将夏言、曾铣都杀了。廷臣喻茂坚,屠侨上疏请赦夏言一死,又受到一顿斥责,还剥夺了他们的官俸。

  我们且翻开《钤山堂集》看一看,在十九卷中,便有一篇《赠大宗伯夏公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公(指夏言)始起官给事中,正色立朝,知无不言,辨忠邪,抑侥幸,纠弊慝,军国大政,献替为多,岿然谏官之望,然未有以表异也。”凡是能够说得出的好话,他都说了。我们能够想象么,被严嵩恭维为“为霖为砺”的“奇材環行”的大宗伯夏公,就是严嵩处心积虑必欲置之死地的冤家对头。

  夏、曾被杀后,他们的妻子也都遭流放。曾铣清廉有胆略,死后家无余资,隆庆时曾获昭雪。现在演绎其事的越剧《盘夫》,已成为优秀的传统剧目。人们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同情忠良之后,实际也为含冤而死的爱国将领作了最广泛有力的平反。

  仇鸾却出狱了,并与严嵩约为父子,后官至大将军,很得世宗重用,可是严嵩还把他当儿子看待。这一来,仇鸾恼怒了,两人就此结怨。严嵩便化亲为敌,上疏击仇鸾,还联络锦衣卫陆炳一同暗算仇鸾,适因鸾病死,陆炳仍不放过,仍在世宗前揭发他阴私,世宗便加以“追戮”。

  对于严嵩之流,就连人家不想再给他当干儿子的自由也没有,也要成为报复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他这时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故而当时一些士大夫就有“宁负陛下,不敢忤权臣”的说法。

  但严嵩总算还能够卖弄风雅,撰写有词,严世蕃却是一个十足的恶少色棍,姬妾多至二十七人。他自以为天下人才,就是他与陆炳、杨博三人。陆炳死后,他益发自负了。在严嵩的罪恶里面,都有他一份,京师遂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称,又密结赵文华、鄢懋卿、胡宗宪、罗龙文等,形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超级豪门,连家奴严年,士大夫也竞称他为什么“萼山先生”,《明史》也说他“最黠恶”。京剧《打严嵩》中那个严侠,大概就是影射他了。严嵩出场时说的“大事禀报老夫,小事任尔发付”,也见得那个奴隶总管的气势了。世宗因严嵩之柔媚而宠幸,严嵩自也因严年之驯顺而信重。君臣之间是这样,主奴之间也是这样。

  严嵩有个孙子叫严效忠,年才十六岁,就冒充军功而授锦衣卫镇抚。不久,效忠病废,就由其弟严鹄应袭。可是效忠其实是严门厮役,严鹄也是世蕃养子。仇鸾因为不肯再做干儿子而成为仇人,严效忠和严鹄却因能叫几声“爸爸”而为阔少爷。

  岁月如流,严嵩已到“耄而智昏”的晚年了,世宗下达的御札又“辞旨深奥”,弄得严嵩瞠目不解,就由世蕃曲为揣摩,代为奏答,起先也很当世宗之意。可是这时世蕃正纵情于声色赌博,对世宗所问不甚在意,其后所答就不像过去的合拍,渐渐引起世宗的厌恶。这时方士蓝道行以扶箕得幸,世宗奉若神明。一天,世宗问道行辅臣贤否,道行一向恨严嵩,便诈作箕仙以对,具言嵩父子弄权状。世宗便问:“果尔,上玄何不殛之?”他就答道:“留待皇帝正法。”世宗默然。时为嘉靖四十年。

  次年,世蕃已系诏狱,御史邹应龙又上疏劾严嵩父子,世宗还想包庇,便说:“严嵩已退(时已放还),伊子已伏罪(戍雷州卫),敢有再言同邹应龙者俱斩。”因为世宗还是追念严嵩“赞玄”之功,故而心里忽忽不乐。严嵩探悉后,便密赂世宗左右,揭发蓝道行许多不法事,道行后就死于狱中。

  不久,世蕃又从南雄(实际未到雷州)潜回,横行如故。直到嘉靖四十四年,又由林润具疏,并经徐阶作改,以外通日本,内怀怨望罪劾奏,才打动世宗的心,终于将严世蕃、罗龙文斩于京师。都人闻之大快,大家相约持酒至行刑处观看。严嵩则削籍,后寄食于故旧之家而死,年近九十。

  明中期名将戚将光(1528—1587年),字元敬,山东东牟人。出身于将门之家,世登州卫指挥佥事。明代兵制,朝廷设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各省的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是地方军事衙门,由都指挥使任最高长官,分统各地卫所。卫所是地方驻军,大抵五千六百人为一卫,有指挥、指挥佥事等武职统领,下分若干所,由千户、百户等军官统领。戚继光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嗣职,开始时做登州卫指挥佥事,后为都指挥佥事,又调浙江都司充任参将,负责倭患中心地区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的军事防务。

  继光自幼倜傥,身负奇气,对读书有浓厚兴趣,经史大义颇为通达。他在山东备倭十多年,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战斗经验。入浙以后,很快就发现当地卫所兵力不足,缺乏训练,而且军风腐败,不堪一击。为了狠狠打击和驱逐倭寇,他决心利用当地人民的爱国情绪建立一支新的军队。义乌、金华一带民风剽悍,抗倭情绪高涨,于是他面向这一带的矿工和破产农民招募新兵,很快就组成了一支两万多人的新军,号称“戚家军”。戚家军编制成伍,首先接受继光的严格训练,不仅训练行军列阵和战斗技术,而且训练铁的纪律。继光规定,擂鼓当进,就是前有刀山火海,也要勇往直前;鸣锣该退,即使前有珠宝金银,也要坚决后退。经过训练的戚家军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成为明军中的“特精”队伍。继光又根据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的地理特点,因地形、审步伐,研究出一种长短兵器互相配合的战阵法,名曰鸳鸯阵。一切战舰、火器、兵械都精益求精,作了相应的配置和改进。这样,无论从队伍素质和军事装备上,戚家军都是精锐之师,而且敢打硬仗,屡建奇功,很快就打出了军威,名闻天下。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入犯台州地区,继光率戚家军勇敢驱敌,先后在龙山、台州、仙居等地与倭寇展开激战。继光身先士卒,亲手歼灭倭魁,俘杀一千余敌,还焚烧溺死许多。九战皆捷,大获全胜,被称为“台州大捷”。台州大捷后,继光连升三级,入江西平倭,在上坊击破一个通倭匪巢。第二年,倭寇兵分两路大举入犯福建,血洗了许多地区。宁德十里之外有个横屿,四面皆水,道路险隘,是一个倭寇大巢。另外牛田、兴化二地也都建有寇巢,互为声援。福建接连告急,戚家军奉命入闽。继光命队伍先攻横屿,每人持草一束,填壕而进,彻底捣毁柄屿倭剿,击斩二千六百人。接着乘胜来到福清,捣毁牛田倭巢,余倭败走兴化。戚家军尾随急追,夜间四更时抵达倭寨,连克六十营,斩首千余级。天明部队入城,城中居民才知兴化倭巢已被清灭,个个奔走相告,持牛酒慰劳戚家军。戚家军稍事休息,回师福清,恰遇另一股倭寇登陆,意外击斩二百人。福建倭寇遭到沉重打击,沿海暂时平静下来,继光率军回浙。戚家军走后,福建又陆续来了许多新的倭寇,攻破兴化,将城内焚掠一空,当地官军已经监困敌寇,但未敢发起攻击。于是继光奉命再次入闽,与当地官兵分左、中、右三军配合进攻。戚家军为中军,首先攻上城垒,左右二军相继冲到,歼灭倭寇二千余人,救了三千被俘难民。这次战斗,继光功居首位,提升为都督同知,兼任总兵。连嘉靖帝也为这次大捷举行了告谢郊庙的典礼。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月,新旧倭寇进行大集结,约有一万多人,将仙游包围起来攻了三天。继光率军在城下对围城倭寇发起突袭,倭寇大败,死伤甚众,溃奔王仓坪。继光紧追不放,在王仓坪击斩数百,另有不少倭寇坠崖丧命,其余几千人逃窜漳浦,盘据蔡丕岭顽抗。继光把部队分为五哨,身持短兵攀崖而上,又俘斩了几百。倭寇见势不妙,慌忙掠夺渔舟出海而去。在戚继光的英明指阵和各地爱国军民的勇敢斗争下,倭寇渐渐退出沿海,到嘉靖末年“南倭”之患基本消除。

  嘉靖死后,其子朱载业即位,年号隆庆。隆庆初年,有人建议调戚继光专职训练北部边卒。在平倭过程中,继光用兵“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已经成为朝野共认的杰出将领。“南倭”之患已经消除,“北虏”之患却仍然存在,因此才有上述建议。兵部通过讨论,决定调继光担任神机营副将。神机营使用火器,是平时上戍京师、出征跟随皇帝的特种部队。不过继光并没担任其职,因为接着有人建议集步兵三万,征浙兵三千,专门交给继光训练,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隆庆二年(1568年)五月,戚继光以都督同知的原职受命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宜,总兵以下一概受其节制。

  继光上任后,立即研究北部边情,上疏指出边兵的七大弊病和军事训练中的十个缺点,并对地形特点提出卓越见解,指出边兵唯习马战,不懂山战、林战、谷战之道,根本不适应边地形势。要求特调浙东杀手、炮手,再募西北壮士,建立五支骑兵队伍,十支步兵队伍,专门交他训练,并随时提供所需装备。最后说:“我的官名曰总理,是个创设性的官职,各个将领都视为多余,无从调动他们布阵练兵。”奏疏下到兵部,兵部也认为既有总兵又设总理,造成权力分散,难于统一指挥。于是调回蓟州总兵,专任继光为蓟州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

  北部边防虽有城墙防线,但没修建台城。继光巡视城防,提出修建台城的建议。他认为边城两千多里,一处坏就会影响多处,年年修补,徒费无益,不如跨墙建台,瞭望敌情。台城高达五丈,城内虚空为三层,每层住宿百人,备足武器粮食,既可监视敌情,又可防御寇侵。可命戍卒划地分工,先建一千二百座台城。鉴于长期以来边兵纪律松懈,难于猛然律以军法,他请求调一支浙兵队伍,为北部边兵做做榜样。所谓浙兵就是戚家军。戚家军调到后,继光让队伍列阵野外,当时正下倾盆大雨,三千士兵像木桩钉在地上纹丝不动,从早晨一直到太阳偏西。边兵一见大骇,这才开始懂得何谓军令。隆庆五年(1571年)秋,一座座墙壁坚固的台城堡垒跨城而起,延绵二千里,气势颇为壮观。

  继光镇守蓟门,多次挫败敌军来犯。蓟门坚不可摧,敌军寇侵总是吃亏,慑于戚继光的威名,后来转向东部,不再进犯蓟州。

  自从嘉靖庚戍之变俺答进犯京师,朝廷对北部边防特别重视蓟州。不断增兵益饷,甚至动用了各地物力。又置昌平镇,设大将,与蓟州唇齿相依,互为援助。但北寇铁蹄还是时常蹂躏内地,曾有两任总督并坐失律论处死刑。十七年间换了十员大将,都是以罪免职。唯有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后继者踵其成法,几十年平安无事。继光能够长期镇守蓟州,与徐阶、高洪、张居正连续三任内阁首辅的信任分不开。尤其是张居正,十分信任戚继光,凡是军国大计,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对于为难他的人往往调离,以便于他为国发挥军事才能。戚继光的军事部署无人掣肘,也就比较顺利地施展了自己的智慧。

  张居正死后仅仅半年,就有根本不懂军事的人胡说戚继光不适于守北部边关,于是执政者把他调到了广东。继光郁郁不得志,勉强到广州赴任,一年后上书谢病辞职,受到小人的攻击,罢官归乡。三年后,御史傅光宅上疏要求起用戚继光,继光反被夺了俸禄,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戚继光更历南北边防,声誉并著。在南方战功特盛,在北方则专主守卫。他所著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为后代兵家提供了宝贵的军事经验。他在抗倭过程中建立了奇功,对加强明朝北部边防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尤其是他的治军成绩,尽管是局部的,但是当时产生了良好影响。

  胡宗宪虽已除了徐海、陈东诸人,尚有海寇汪直未死,仍然纵横海上,宗宪与汪直,同系徽人,直为海寇,母妻未曾带去,被拘狱中,宗宪令同乡士卒,至徽州释直母妻,迎至杭州,馆待甚厚,且亲去慰问一次,嘱他母妻致书招直。直得家书,才知家属无恙,意颇感动。宗宪又遣宁波诸生蒋洲往说汪直,直喟然道:“徐海、陈东、麻叶三人,统死在胡督手中,我难道也自去寻死么?”蒋洲道:“此言错了。徐海、陈东等人,与胡督并非同乡,所以为国除害,不得不尔。君与他同藉徽州,应有特别情谊。现在足下宝眷,俱在杭州,一切衣食,统由胡总督发给,足下试思!若非念着乡亲,肯这般优待么?”直复道:“据你说来,胡督真无意害我么?”蒋洲道:“非但无意害君,还要替君保奏。”直踌躇半晌,方道:“既如此,你且先去!我便率众来降了。”洲遂与他约期而别,返报宗宪,具事陈明。宗宪大喜,谁知待了数日,毫无影响。巡按周斯盛,人语宗宪道:“此必汪直诈计,蒋洲被贼所绐,反来诳报,也不能无罪呢。”当下将蒋洲系狱。洲复追述宣谕始末,并言汪直为人,粗鲁毫爽,不致无故失约,此次愆期,或为逆风所阻,亦未可知。供簿才毕,外面有骑卒禀报,称是:“舟山岛外,有海船数艘,内有寇众多人,头目便是汪直,他虽说是来降,沿海将吏,因他人多滋疑,已经戒备,只禀大帅,如何处置便了。”宗宪道:“他既愿来投诚,何必疑他。”当与周斯盛商议,仍拟遣蒋洲招直。斯盛尚恐蒋洲难恃,请另遣别人。宗宪乃将蒋洲还系,另遣指挥夏正,往招汪直。直见将吏戒严,未免心慌,当问夏正道:“蒋先生何故不来?”夏正道:“蒋先生适有别遣,无暇到此。”汪直道:“胡督疑我误期么?我因中道遇风,舟为所损,还易他舟,所以误期。”夏正道:“胡督心性坦白,断不致疑。”直终未信,只遣养子王激,随夏正见宗宪。宗宪问直何为未至?王激道:“我等好意投诚,乃闻盛兵相待,莫怪令人滋疑了。”宗宪解谕再三,王激乃道:“汪头目极愿谒见大帅,奈被左右阻住,如蒙大帅诚意招待,可否令一贵官同去。易我头目上来,以便推诚相见。”宗宪道:“这也何妨。”仍着夏指挥同行便了。夏正奉命,只好再与王激同往,当由王激留住舟中,一面请汪直登岸,去见宗宪。宗宪居然开门相迎,直入门请罪,跪将下去。宗宪忙亲自扶起,笑说道:“彼此同乡,不啻弟兄,何必客气。”遂邀他坐了客位,直既坐定,慨然道:“大帅不记前非,招我至此,身非木石,宁有不感激隆情?此后当肃清海波,借赎前罪。”宗宪道:“老兄敢战有为,他日为国家出力,分土酬庸,爵位当在我辈之上。”直大喜道:“这全仗大帅提拔呢。”宗宪遂盛筵相待,一面令麾下发给蔬米酒肉,送与直舟,即派夏正为东道主,款待舟中党目。直此时已喜出望外,感激十分,筵宴既罢,留直住居客馆,命文牍员缮好奏疏,请赦汪直前罪,即日拜发出去。

  过了数天,复旨已到,由宗宪展开恭读,不禁皱起眉来,原来复旨所称:“汪直系海上元凶,万难肆赦,即命就地正法”云云。宗宪一想:“这事如何了得,但朝旨难违,只好将直袅首,夏指挥的生死,当然不能兼顾了。”随即不动声色,即日置酒,邀汪直入饮。酒至数巡,宗宪拱手道:“我日前保奏足下,今日朝旨已传,足下当高升了。”直才说了“感谢”二字,但见两旁的便门齐辟,拥出无数持刀佩剑的甲士,站立左右,汪直甚为惊异。宗宪高声语直道:“请足下跪听朝旨。”直无奈离座,当由宗宪上立,直跪在下面,宗宪依旨朗读,念到“就地正法”四字,即有甲士上前,竟将直捆绑起来。直厉声道:“胡宗宪!胡宗宪!我原说你靠不住,不料又堕你计,你真刁狡得很!”宗宪道:“这恰要你原谅,奏稿具在,不妨检与你看。”直恨恨道:“还看什么奏稿,总之要我死罢了。”宗宪也不与多辩,当命刀斧手百名,将汪直推出辕门,号炮一声,直首落地。这信传到直舟,那班杀人不眨眼的党目,个个气冲牛头,立把夏正拿下,你一刀,我一剑,剁作肉泥,当即扬帆自去。党众尚有三千人,仍然联络倭寇,到处流劫,宗宪也不去追击,竟奏称臣憝就诛,荡平海寇等语。世宗大悦,封宗宪为太子保。

  世宗闻外寇渐平,正好专心斋醮,且云:“判恶就擒,统是鬼神有灵,隐降诛殛。”时有南阳方士梁高辅,年逾八十,须眉皓白,两手指甲,各长五六寸,自言能导引服食,吐故纳新。徽王载蝓遂请他入邸,虔求指教。高辅慨然应允,除面授吐导外,再替他修合妙药。据《明史杂闻》上记及,是用童女七七四十九人,第一次天祭,露晒多年,精心炼制,然后可服。服食后,便有一种奇效,一夕可御十女,恣战不疲,并云:“可长生不死,与地仙无异。”载论依法服食,即与妃嫔等实地试验,果然忍久耐战,与前比大不相同。他恰不敢蔽贤,遂通书仲文,请为高辅介绍,荐奉世宗,世宗年已五十,精力寝衰,后宫嫔御,尚有数十,靠了一个老头儿,哪里能遍承雨露,免不得背地怨言,世宗也自觉抱歉,就使微有所闻,也只好含忍过去。此次由仲文荐入高辅,传授婴儿姹女的奇术,并彭祖、容成的遗方,一经服习,居然与壮年一般,每夕能御数妃,喜得世宗欣幸得过望,立授高辅为通妙散人,且因载论荐贤有功,加封为忠孝真人。载论益自恣肆,擅坏民屋,做台榭苑囿,杖杀谏官章,又微服游玩扬州,被巡兵拘住,羁留三月,潜行脱归,暗中却贻书高辅,托词借贷,私索贿赂,高辅搁置不报。载论待了多日,未得复音,再拟发书诘责,凑巧高辅有信寄到,总道是有求即应,惠我好音,谁知展书一瞧,并没有什么财帛。载论在书中,只说是皇上需药,一时不及提炼,忆尊处尚有余药,特遣人去取云云。那时载论不禁大愤,勃然说道:“兀那负心人,不有本藩,何有今日?我欲求他,他绝不提起,他欲求我,我还要答应他么?”当下复绝来使,只说是存药已罄,无从应命。来使去后,恰着人赍药入京,给与陶仲文,托他权词入献。

  高辅闻知此事,很是忿恨,便入奏世宗,把载论在邸不法事,和盘说出。世宗即隐遣中官密访,至中官还奏,所有高辅奏请的事情,语语是实。并说载论诈称张世德,自往南京,强购民女等因,于是世宗震怒,夺去载论的真人印。陶仲文虽爱载论,也不敢代为辩护。冤冤相凑,有南中民人耿安,叩阍诉冤,告称载论夺女事,当下遣官按治,复得实据,狱成具奏。有诏废载论为庶人,幽锢凤阳。载论悔恨交迫,竟尔投缳自尽,妃妾等亦皆从死,子女被徙开封,徽王宗祀,从此中绝了。

  载论既死,世宗益宠信梁高辅。高辅为帝合药,格外忠勤。且选女八岁至十四岁的三百人,入宫豢养,待他天癸一至,即取做药水,合入药中。由高辅取一美名,叫做先天丹铅。嗣又选入十岁左右的女子,共一百六十人,大约也是前次的命意。这四五百童女,闲居无事,或充醮坛役使,或司西内供奉。内中有个姓尚的女子,年仅十三岁,秀外慧中,选值西内,一夕黄昏,世宗坐诵经偈,运手击磬,忽觉得困倦起来,打了一个嗑睡,把击磬的槌,误敲他处,诸侍女统低头站着,不及瞧见,就使瞧着了他,也不敢发声。独尚女失声大笑,这一笑惊动天颜,不禁张目四顾,眼光所射,正注到尚女面上,梨涡半晕,尚带笑痕,本拟疾声呵叱,偏被她一种憨态,映入眼波,不知不觉地消了怒气,仍然回首看经。可奈情魔一忧,心中竟忐忑不定,只瞳神儿也不由自主,只想去顾尚女。尚女先带笑靥,后带怯容,嗣又俯首弄带,越显出一副娇痴情状。世宗越瞧越爱,越爱越怜,那时还有甚么心思念经?竟信口叫她过来,一面令各侍女退出。各侍女奉旨退班,多半为尚女捏一把汗,偏这世宗叫过尚女,略问她履历数语,便掷去磬棰,顺手牵住尚女,令坐膝上。尚女不敢遽就,又不敢竟却,谁意世宗竟拢她笑靥,硬与她亲一个吻。尚女急摆脱帝手,立起身来,世宗岂肯放过,复将她纤腕携住,扯入内寝。当下服了仙药,霎时间热气满腹看官!你想此时的尚女,还从哪里逃避?只好听世宗脱衣解带,同上阳台;这尚女如何禁当得起,既不敢啼,又不敢叫,没奈何啮齿忍受。世宗亦格外爱怜,留些不尽的余地,偏是药性已发,欲罢不能,一时间狂荡起来,尚女无法可施,只得在枕畔哀求。毕竟皇恩隆重,不为已甚,勉强停住云雨,着衣下床,出令内侍宣召庄妃。庄妃姓王,从丹徒徙居金陵,由南都官使选入,初未得宠,寂寞深宫,未免伤怀。她却幼慧能诗,吟成宫词数律,借遣愁衷。适被世宗闻知,因才怜色,遂召入御寝,春宵一度,其乐融融,遂册为庄妃。嗣加封贵妃,主仁寿宫事。先是方后崩后,正宫虚位,世宗属意庄妃,陶仲文窥知上意,暗向庄妃索赂,当为援助。偏偏庄妃不与,仲文因此怀恨,遂上言帝命只可特尊,不应他人敌体。世宗本信重仲文,况连立三后,依然中绝,想是命数使然,不便强为,遂将立后事搁起不提。惟宠爱庄妃,不让中宫,此番宣召,实是令她瓜代的意思。待至庄妃召至,尚女已起身别去,世宗也不遑与庄妃谈论,便令她卸妆待寝,续梦高唐。庄妃年逾花信,正是婪尾春风,天子多情,佳人擅宠,恰似一对好凤凰,演出两度风流事,这且不必琐述。越两宿,世宗复召幸尚女,尚女还是心惊,推了片时,无法违旨,只好再去领赐。不意此夕承欢,迥殊前夕,始尚不免惊惶,后竟觉得畅快,一宵欢爱,笔难尽描。世宗称她为尚美人,后复册封寿妃。

  明朝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的一个黑夜,一个穿戴青衣小帽的汉子,仓皇地直奔东厂太监魏忠贤的宅第。进了魏府,此人便拜倒在地,向魏忠贤长跪叩头,涕泪横流,乞求哀怜,并甘愿为魏忠贤的干儿子,口口声声称魏阉为“父亲”。此人名崔呈秀,是巡按淮扬御史。身为宪臣、朝廷命官却甘为阉宦之子,其中定有难言之隐。

  崔呈秀(1571年—1627年),河间蓟州人(今北京市蓟县)。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31年)进士,尔后授行人职。天启初年,升为御史,巡按两淮一带。

  崔呈秀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并且善于见风驶舵,投机取巧。他看见当时东林党人势力盛,朝政又多为东林派人士所执掌,便企图力荐李三才入阁,以取悦于东林人士,使自己能混迹东林,借此掩饰丑行,继续干贪赃受贿的勾当。但崔呈秀这番乔装打扮未能奏效,他既奸且贪的本相,早已被东林人士所识破,因而拒之门外不纳。

  崔呈秀在两淮任御史期间,官虽不高,但“贪污甚着”,“有狼藉声”,淮扬士民无不指斥说,从来巡方御史还没有像崔呈秀这样“贪污可鄙”。不管是强盗还是各色罪犯,只要向崔呈秀贿赂三千金,“盗以贿释,犯以贿免”。一些政绩浊乱,应该受到参劾的官员,由于行贿崔呈秀多获免;一些才品俱劣,不应举荐为官者,也获得荐举。霍丘知县郑延祚,是个贪鄙之徒,行将受到参劾,但因贿崔呈秀千金而获免。郑延祚从中看出了崔呈秀的贪财易与,于是再行千金,竟获荐。“则是摇山撼岳之威,只供其御货攫金之用。”“其行事多类此”。在他为巡按淮扬御史期间,“出巡每有节省之费,透支至一万四千两,各县赔补甚苦。”崔呈秀如此贪赃枉法,自然难逃众人耳目。天启四年吏科给事中魏大中首“发其儂遗”,揭露了崔呈秀贪赃受贿的丑闻。

  天启四年九月,左都御史高攀龙回道考察,御史袁化中又据实反映了崔呈秀“赃私狼藉”,于是由御史李应升代为草疏,高攀龙题名上奏,“发其秽状”,“以洗巡方之耻”,吏部尚书赵南星“议戌之”。崔呈秀终被“革职听勘”。崔呈秀由此大为窘迫,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奸佞毕竟有一套“厚颜无耻”的本事,他准备为此再作一番挣扎。一天昏夜,他鼓起勇气敲开了李应升家大门,向李应升长跪求情,李应升“正色固拒,含怒而去”。崔呈秀求情未果,由此怀恨在心。但他也从自己这次找错门路中学“乖”了,转而投靠阉宦魏忠贤,于是就发生了开头所讲的那一幕堂堂御史甘为阉宦干儿子的丑剧。可见崔呈秀从踏上仕途的第一天开始,就是极不光彩的。

  当时的崔呈秀,的确是有求于魏忠贤;但其实魏忠贤亦有求于崔呈秀。两人可说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相互利用,狼狈为奸。当时魏忠贤虽说是得到熹宗的宠信,又有客氏撑腰,以司礼秉笔太监兼督东厂,但当时由于东林势盛,因而魏阉在朝廷中还是相当孤立的,并且正被廷臣交攻:御史李应升揭发他在宫内练兵;给事中霍守典揭发他滥讨建生祠的费用;御史刘廷佐揭发他肆意增加荫封恩赏;给事中沈惟炳揭发他私立刑具。魏忠贤虽然矫旨对这些廷臣严加诘责,但东林首领之一,副都御史杨连却不向邪恶低头,向魏阉发动了更大的攻势,冒死上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在杨涟受到昏庸的熹宗严旨切责后,魏大中、许誉卿等七十余人又继续交章揭发魏阉的种种不法行为。“当是时,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但由于在朝中缺乏党羽,显得力不从心,“才思得外廷为助”,正好碰上崔呈秀乞为养子,“得呈秀,相见恨晚,遂用为腹心”。崔呈秀更想乘机进行报复,立即向魏阉献策说:“不去(赵)南星及攀龙、涟等,我两人未知死所。”魏忠贤亦“大以为然,遂与定谋”。从此,他们内外勾结,撮成阉党,以对抗东林,崔呈秀是狐假虎威;魏忠贤则是如虎添翼,相互借助,党同伐异,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

  当时崔呈秀和魏忠贤共同的大敌,便是朝中那一批坚持正义的东林人士。要想倾倒东林,就必须在廷臣中大力扩张阉党势力。崔呈秀在复职后所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死心塌地替魏党网罗更多的党羽,使他们成为魏阉迫害东林、排斥异己的谋士、打手和鹰犬。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崔呈秀重新当上御史后,首疏举荐了自己的心腹孙杰、吴谆夫以及王永光等人,接着,又上疏请令京官自陈,其实这是借助魏阉的淫威,逼令更多的廷臣作违心的表态,致使清流遭摒斥、奸佞贪秽的小人却纷纷被荐起用,从而加快了扩张阉党、削弱东林的步伐。由于崔呈秀与魏忠贤的关系极为密切,那些有种种恶行的丑类,便效法起崔呈秀当年的行径来,纷纷深夜登门造府,纳贿求情,并通过崔呈秀而免祸走运。因而一时崔门“蝇集蚁附,其门如市”,皆拜为门下士,都想通过崔呈秀这条门路与魏忠贤相勾结。趋炎附势之徒的纷纷而至,使崔呈秀更加肆无忌惮,好不威风。

  又由于崔呈秀第一个拜魏阉为父,在廷臣中刮起了一股歪风,此后,这股歪风邪气便越刮越大,陆续有阁臣魏广微认为魏侄,顾秉谦、阮大铖、倪文焕、杨维垣等皆拜忠贤为父、客氏为母。这群奸佞小人掌了权后,探听朝内外大小事情,“丝微必报,如有所发,赀命立尽”。他们又利用东厂等特务机关迫害无辜,弄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重足而立,以致奸人当道,是非不清,吏政更加腐败。

  明代的勋戚贵族,或招罗非人,收纳无赖,成为流氓头子;或横行非为,自甘堕于流氓之列。据记载,这些皇亲公侯伯,中间多有一些不遵礼法、纵意妄为的流氓。他们有时将一些因犯罪逃躲或其他来历不明之人藏留在家,听候使用,有时让家人去四周州县强行霸占军民的田地,有时起盖店房,把持行市,侵夺公私之利,有时则诡称中盐,挟制官府,亏损国家的课税。“其弊多端,难以枚举”。不仅如此,这些勋戚贵族还霸占关厢、渡口、桥梁、水陂,贩卖钞贯,抽要柴草,“勒精摆渡牙保水利等钱”。下面以郭勋为例,来谈谈明代勋戚贵族的流氓性。

  据史料记载,这位翊国公郭勋,招纳亡命之徒,滥开违法大店,擅收私税,酷用官刑,四路邀截客商货物,百计霸占军民房屋,贪酷专权。举例如下:如南京是东南财赋之地,淮、扬又是鱼盐饶腴之所,临清、徐州、德州,也是齐鲁会通贸易之区,而郭勋在这些城市都设有私店,手下的伙计群聚兴贩之时,无论是水上舟船,还是陆地车辆,都悬挂“翊国公金字牌面”,骚扰地方,而一些官府关卡因摄于郭勋的权势,不敢向他们收税。郭勋就是靠自己的特权,侵渔民利,“岁入巨万”。一些权势太监所置的房产,一旦故去或失势之后,也被郭勋任情吞并,无所顾忌。如北京南城水头华丽庄有房屋一所,田连阡陌,值银3O万两,是已故萧敬太监的产业,郭勋却白白占据;东城沿沟胡同有大宅一所,在内古铜玩好之器不计其数;另外在城外还有庄田二处,值银2O万两,是已故太监魏彬的产业,郭勋也是肆意吞并,归已所有。当然,太监产业的来源也并不光明,郭勋的行为不过是黑吃黑,但郭勋这种强行霸占的行为,确实很有一些流氓的手段。此外,郭勋还将黑手伸进专管漕粮运输的漕军身上。他每年派遣一些恶党光棍将银货借给运粮军士,按月收息。当然,这种借贷本身就用心不良。光棍们百般引诱运军浪费所借银货,好使他们堕于贫窘,借此逼勒运军还债。运军无奈,只好将官船准折私债。郭勋得到船后,无论船之大小新旧,一概拆卸变价。这些运粮船成造花费不少工价,朝廷也赖以为用,一旦被拆,漕运顿时败坏。更为可恶的是,郭勋还凭借自己的权势,向一些军官勒索拜见礼。如每年河南、山东等地春秋领班都司都营,须向郭勋交纳叩头银二百两,其下领班指挥五十两,管队千户、写字旗军各五两。如果叩头银交送不及时,就会被捆打责罚。当然,这些军官也不会乖乖地从自己身上掏腰包,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从辖下当兵的行粮赏米中一一扣除,最后受害的还是那些当兵的。

  郭勋所有这些为非作歹之事,当然不用自己去动手,而是坐地运筹。在他下面,号称“谋主”者,则有张维,亡命生员杨绍言,罢斥乡官钱俊民、翁守洪,喇虎高廷,专门舞文弄法,这五人尤其是无赖当中的巨魁。此外,堪称郭勋心腹者,又有横豪官旗人员陈球、孙聪、梁永济、彭福、李福、邹经、刘宣、柴铎、郭镇、黄曙、韩杰、李魁等人,也都是“鸡鸣狗盗之辈也”。至于他手下的爪牙,则有棍徒孙锡、孙沄、裴应龙、袁亢瓒等人,专门生事害人。而每天到西厂、锦衣卫打听消息,以访察诈财为生者,则有刁泼校尉刘玖、李淮、吕保、梁木等,大都狐假虎威,军民对他们咬牙切齿。

  明代乡绅既包括致仕罢免官员,又包括丁忧在家守制的官员与捐纳钱粮而得出身的义官。这些人在乡也极不老实,专做坏事,被人称做“豪绅”。有些在朝做官的大臣,自己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似乎像一个正人君子,却纵容自己的子孙家人勾结无赖流氓,武断乡曲。如崇祯年间,大学士温体仁之子混名“八蛮”,在地方上强横奸淫。百姓积忿不平,“以绳絷其足,曳至金鱼漾,奔驰不止,皮肉无一存者”,倒算是恶有恶报。

  先来看看致仕官员在家乡的违法流氓活动。如成化年间,在四川内江县,一些致仕为民官员,不知廉耻,常在一些府州县与官吏通融关系,只要碰到民间有争占田土、户婚、斗殴大小事件,就兜揽过来,颠倒是非,紊枉曲直,凡是有财的,他们就包庇,凡是无财的无辜之人,他们就诬陷。每年春秋行乡饮酒礼时,这批豪强也违背常例,身着冠带,坐在席尊位置,虚张声势,欺压齿德。当遇到分巡官员到县的时候,这些丧尽廉耻的乡绅就带上酒前去谒见,叙叙乡情,拜托事情。假若只是这样,还不甚为过。更有甚者,有些致仕官员,在乡为所欲为。他们倚仗自己的势力,又靠着子孙众多,每当下乡时,就如虎狼一般害人。小民百姓一见到他们,就四处逃窜,他们就将小民抓回来,锁在牛栏中。有些百姓因为受气不过,就上吊自杀,有些则因饥寒故疾而累死。

  其次,我们来看看丁忧在家官员是如何不守本分,充当地方豪强角色的。成化十八年(1482年),原任南京监察御史方略丁忧居乡。在乡期间,他霸占其叔的田产,抢夺寡居嫂子的棺具。不仅如此,他还置朝廷守制大礼于不顾,在守制期间,放纵儿子饮酒作乐。多行不义,必然自败。这位方御史最后被族人告发,朝廷遣官勘治,却被轻描淡写地拟上“赎杖复职”的处罚。明宪宗认为方辂在乡多所违法,“难居风宪”,所以将他降为陕西录州卫经历这样一个杂职。

  明熹宗的匠才

  万历四十八年(162O年)是明朝宫廷中最为混乱的一年。常洛带病登极,做了皇帝,这便是明光宗。然而时仅一月,到九月初一,明光宗也因病中误服“红丸”而卒。九月初五,皇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这时他年仅十六岁。

  一月之内,连丧二帝,又接连有两个新皇帝登极,事情本已不少,偏偏又有明神宗的郑贵妃、明光宗的李选侍,恃宠把持宫闱,把朱由校控制在手里,不让他去见文武百官。幸有杨涟等官吏,不顾性命,斥开宦官,才从宫中将朱由校抢出,继了皇位。这时的明宫可谓是乱作了一团。

  熹宗登极,文武百官松了口气,以为国家大事总算有了着落,谁想到这位少年天子,从登极之始就表现出了十足的昏庸无道,嬉戏怠政。

  对于管理朝政,明熹宗既无兴趣又无能力,有时候简直像个白痴。但是对于玩物游乐,他则有着广泛爱好。这一来正中宦官们的下怀,他们整天围在熹宗左右,引导他玩乐,倡优声伎,狗马射猎,无所不备。有一次熹宗与宦官们一起在宫苑中划船,不小心闹翻了船,落到水中,险些丧命。事过之后,他依然如故,没有接受一点教训。

  除去与宦官们游乐嬉戏之外,明熹宗还有一个特殊爱好,那便是做漆木工。

  他曾雕镂木器制成炉灯的小屏风八幅,上刻寒雀争梅图,十分精巧。他还创制了一种“水傀儡(木偶)戏”,所制傀儡人在人的操动下,可以表演“东方朔偷桃”、“三宝太监下西洋”等节目。他亲手制作了喷水机关,能够让水势逆飞,如同瀑布泻下,又直冲而上,如同玉柱,可以凭水势托住一个镀金木球,盘旋不落。虽然都只是些玩具,工艺则确实不错。

  倘若明熹宗去当个漆木工的话,说不定能成为一代能工巧匠,可他却偏偏命中注定做了皇帝,这样一来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

  当时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乳母客氏勾结在一起,把持了朝政,明朝的政治更加黑暗腐败。《明史.刑法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述: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入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

  北京城中当时有一句民谣:“委鬼当朝立,茄花遍地开。”委鬼,合起来是个魏字,茄音近客,茄花即指客氏。又有“八千女鬼乱朝纲”之谣。“八千女鬼”四字合起来也是一个魏字。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客、魏专权的不满。

  可是明熹宗对此却似茫然无知,不闻不问。魏忠贤等人正是利用了他的昏庸,大肆迫害东林党人,将朝中正直的官员杀的杀,罢官的罢官,残害殆尽。

  熹宗一朝,不仅官员们遭到迫害,就连皇后妃嫔也难逃客、魏的毒手。皇后张氏有娠,客氏密使心腹宫人,用计堕胎。张裕妃性直烈,客魏视为异已,幽禁宫室之中,活活饿死。李成妃亦遭同样命运,她事先将食物藏在瓦间,幽禁半月不死,斥为宫人。冯贵人曾有宠于熹宗,客、魏恐不利于他们,乘其有病,将她害死。不少后妃遭难,明熹宗竟如罔闻。当时人说:“帝性善忘,所用之人为客、魏摈斥,遂不复记忆问及。”

  明熹宗在位七年,除去嬉戏玩闹,没干过一件正经事。罢孙承宗,杀熊廷弼,使辽东形势愈加不可收拾,整个辽东都几乎为清(后金)所占。连年灾荒,不恤不赈,终于激起了陕北农民大起义,敲响了明王朝灭亡的丧钟。

  朱元璋登上皇帝位后,实行空前绝后的专制制度,军政大事,生杀予夺,全由皇帝裁决,大臣不得参预。大臣只能提提意见,提得不对的,就遭受廷杖或杀头,在那时大臣贱如奴隶。为了皇权至尊,巩固皇帝独裁权,以传之万世,他立了许多祖训,不准后代皇帝干这干那,其中有一条是“不准宦官干政”,并把这六字写在牌上,竖立在内宫,他以为有了这块皇帝御制牌,便可以避免发生汉、唐的宦官之祸了。但事与愿违,他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实行的极端专制制度恰恰是培育宦官干政的土壤。极端专制的特性之一是不信任大臣,怕出现权臣,危及皇权,正因这种特性发作,朱元璋才下令取消自秦汉以来设立的丞相官制,中央各部门的奏事都由自己来独裁,他担心自己死后,后代皇子皇孙恢复此官制,又立了一个祖训:以后子孙不准设丞相,臣下有奏请设丞相的处以极刑。但皇帝日理万机,总得有辅佐的人,于是设几个大学士,称阁臣,但只当顾问,承旨办事,不得参预决定,更不准干预中央各机关的事。这么一来,皇帝的事就空前繁忙,朱元璋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种非常案件。对如此繁忙的政务,朱元璋、朱棣等还可拼命应付,轮到他那些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在女人、宦官之手长大的花花大少皇帝们,不仅不能也懒得应付了,至于那些皇帝娃娃就更谈不上批阅了,只好假托阁臣之手代拟出意见,时称“票旨”,再由这些花花大少皇帝或娃娃皇帝来照抄批写。而这些阁臣又不能将其意见直接交给皇帝,只能由宦官转呈,阁臣恐自己写不清楚,还要请宦官作补充说明;皇帝的决定,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也由宦官传递,这样宦官就可插手军政事务,权力日益膨胀,以至由宦官代拟甚至不用转奏皇帝,由自己矫旨办事。宦官的权力不仅可以处理全国军政事务,而且无所不监,监军、监矿、监税,掌握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内厂等各种特务机关,监视全国官僚和军民。这是因皇帝最信任的是宦官,特别是皇帝的贴身宦官,故放手委托他们管理一切,监视一切,他们实际上是皇帝的化身,行使着皇帝的权力。

  对于朱元璋竖立那块“不准宦官干政”的御制牌来说,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搬掉那块牌的不是别人,而是英宗朱祁镇最崇拜、最信任的宦官王振。宦官王振搬去那块牌标志着宦官干政开始。王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明史.王振传》记载:他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少年时当教官,后自愿净身入宫在内书堂教小太监读书。朱祁镇在东宫时,他侍左右。朱祁镇即帝位,称英宗,因“振狡黠得帝欢”,任他为司礼太监。这样,中央各机关奏事都要经过他上呈下达。那时英宗才九岁,因喜欢他敬佩他,事事听他的,称他为“王先生”。他教导英宗用严刑峻法统御群臣,说这样做可防止群臣欺蔽,于是大臣不断被捕入狱,王振的权力越来越大,公侯贵戚称他“翁父”,不少大臣见他都要跪拜,不跪拜他或认为讥讽和反对他的,不是借故削职就加罪杀害,因之畏祸而向他阿附送贿的日多。他与投靠他的大臣结成私党,操纵朝政,俨然太上皇。他与其私党肆行无忌,贪污勒索,贿赂公行。自王振专政以来,明朝政治腐化,边防松弛,因而瓦刺得以入侵,边报传至京师,王振不作充分准备,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北上亲征。大军抵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军屡败,惧不敢战,又立即折回,走到距居庸关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刺追兵已到,明军溃败,英宗被俘,王振为乱兵所杀。史称“土木之变”。英宗弟朱祁钰继位,称景泰帝,任用了于谦为帅,击败来犯京师的瓦刺军,瓦刺统帅也被逼放回英宗。英宗乘景帝病危,武甭侯石享等率兵入南宫,拥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正派官员相继被害。英宗死,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政权又落入另一宦官汪直的手里。《明史.汪直传》记载:英宗为刺探外事,除了锦衣卫和东厂处,又设西厂,任命汪直主持,从此大的冤狱不断出现,即使是民间斗骂鸡狗琐事,也用重刑,令官民惊恐不安。汪直权势日炽,他每次出行,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走,兵部尚书项忠不避,便进行污辱,后借故削为平民。凡大臣不屈者,汪直皆加以陷害,被削职的有尚书董方、薛远、大学士商辂、左都御吏李宾等数十人。朝臣无耻者多附和汪直,乃至跪拜,因而得据要津。汪直奉命出巡,御史、主事等官跪拜马前,各地边防都御史了谒见于路,守令不如意即加在鞭鞑。为立边功自固,屡出任监军,诈称寇边,讨伐邀功,致引起边患。后来他的罪行虽暴露,但宪宗对官民则严加镇压,对汪直则手下留情,只降官发往南京。

  至武宗朱厚照在位时,十分宠信宦官,政治更腐败。当时得宠的宦官有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人号“八虎”,而刘瑾尤其狡狠。《明史.刘瑾传》记载:刘瑾很仰慕王振,便学他的样,向武宗日夜进鹰犬、歌舞、杂戏,并引导武宗出外微行。刘瑾还劝武宗令内臣镇守者各贡万金,还奏请置了三百余所皇庄,以压榨农民血汗,以满足武宗游乐,因而博得武宗的欢心,被任为司礼太监。并由其党马永成掌东厂,欲大用掌西厂,刘瑾则复立内厂,三厂作威作福,特务四出罗织人罪,严刑酷法,被捕入狱,少得存者。由于武宗怠于政事,奏章及内阁的“票拟”(由阁臣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称票拟)最后都由刘瑾批决,实际是行使皇帝权力。当是时,刘瑾权倾天下,凡入朝或出使官员皆送贿,只要送贿,有天大罪也可化无罪;而对反对或违己意的,陷害、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少人因此被害死或破家荡产。他把忠直的臣录入“奸党”,把奸臣称为“忠臣”。刘瑾乱政时,政治腐败,贿赂公行。仅刘瑾搜括刮有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仅银子一项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后刘瑾罪行败露,被凌迟处死。

  到熹宗时,宠信宦官魏忠贤,其乱政达到高峰。《明史.魏忠贤传》记载:魏忠贤跟抚养朱由校的奶妈客氏相爱(即所谓“对食者也”),互相勾结。光宗死,十六岁的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因客氏在熹宗面前说好话,魏忠贤得任秉笔太监。魏忠贤引熹宗声色犬马,熹宗深信之,故他势日盛。熹宗即位初,东林党人掌握朝政,反东林党人见魏忠贤得势,便依附之以攻击东林党人,东林党称这新组成的党是“阉党”。由于熹宗厌政,忠贤得操纵朝政,矫旨胡作非为,副都御史杨涟愤甚,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因客氏从旁帮助,熹宗竟下旨罢免杨涟。朝内外东林党的人纷纷上章揭露魏忠贤罪行。魏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魏忠贤罗织罪名,进行屠杀。先是将东林著名首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逮捕下狱,拷打逼供,折磨而死。不久,魏忠贤再兴大狱,逮捕东林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除高攀龙投水自杀外,其余六人都被拷打惨死于狱中。在朝的其他东林党也都被贬逐。于是,内外大权一归魏忠贤,朝廷内外全是阉党,其党骨干有“五虎”、“五彪”、“十黎”、“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其党中善于吹牛拍马之徒,为魏忠贤歌功颂德,把魏忠贤捧得高到无以复加。有的论魏忠贤应配孔子,有的则请为魏忠贤建生祠,甚至大学士拟的“票旨”,却说“朕与厂臣”,把魏忠贤与熹宗并列。熹宗死,其弟朱由检即思宗继位,嘉兴贡生钱嘉徵劾魏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剥削人民,十通关节。思宗遂下令将魏忠贤贬谪凤阳,接着又派人逮捕治罪。魏忠贤闻知,畏罪自杀。

  宦官乱政,其靠山是皇帝。宦官没有皇帝无以存在,皇帝没有宦官就难以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明朝中期以后,宦官权如此之大,除了利用其监视群臣和军民外,还要利用宦官进行掠夺,如扩大皇庄、监矿、监税,以及为皇宫服务的经济活动,加上明代昏庸之主又如此之多,甚至批准奏事的大权也下放给宦官,于是,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就成为事实上的皇帝。这些宦官大多既无知识或知识不多,也无从政经验,他们办事往往靠一些贪佞之徒为之出主意,其本性又贪婪,不乱政才怪呢!

  顶级现场:福特的信贷战略

  福特汽车公司旗下拥有7个著名汽车品牌系列:福特、林肯、水星、美洲豹、阿斯顿·马丁、马自达和沃尔沃的轿车部门。此外,还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系统之——Visteon,全球最大的汽车信贷企业——福特信贷,以及Hertz汽车租赁公司。

  福特信贷公司以“通过为消费者和经销商提供优质的信贷、保险等融资服务,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最终提高公司利润”为宗旨,同时经营与汽车有关的批售库存保险、人寿保险和伤残保险。良好的服务,不仅为福特信贷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而且为母公司汽车销售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产销全球第二的福特汽车,赢利却名列榜首,福特信贷功不可没。

  福特汽车信贷公司建于1959年,作为福特汽车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福特汽车信贷公司致力于为经销商和客户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为新车、旧车和租赁车辆提供融资以及提供批售融资、抵押融资和营运资金融资等。同时,福特汽车信贷公司的保险营运提供汽车保险、库存融资保险等保险服务。作为全球汽车融资行业的领头羊,福特汽车信贷公司以其专业化和资源化为满足客户和经销商的需要提供优质的服务。

  福特汽车信贷公司一直是福特汽车公司的重要战略部分。福特汽车公司的融资臂膀帮助福特信贷公司在汽车融资和保险市场上获得资金,同时福特汽车信贷公司也为福特汽车公司提供了稳定的利润来源,在汽车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成为财务支柱。除了连年帮助福特的汽车销售和融资利润外,福特信贷也为福特产品建立了客户忠诚度。据统计,72%接受福特汽车信贷公司服务的客户再次购买了福特汽车。同时,在不断拓展其海外市场的过程中,福特信贷也支持了福特公司在新市场的发展。最后,通过福特信贷同直接客户的频繁接触和双向交流,福特公司能够获取有价值的客户信息并以此进一步使其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的需要。

  信贷服务为福特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前景,福特也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智慧点拨

  其他企业,虽然可能和福特汽车公司分属不同的行业,但是一样可以从这个事例中获得启发:有实力的企业可以成立自己的信贷公司,通过向消费者和经销商提供优质的信贷、保险等融资服务,打开与直接客户的频繁接触和双向交流的窗口,从而能够获取有价值的客户信息并以此进一步使其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的需要。使信贷子公司在支持总公司全球业务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与顾客建立一种结构性纽带关系,通过信贷策略将资金的营运化为吸引顾客的药方。

  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和中小企业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状况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尤其是近期许多中小银行纷纷推出中小企业融资产品的试水之作,并且新增了一些专门受理中小企业融资贷款的业务部。这些积极的市场动态说明中小企业贷款融资的大环境是良好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小企业一定能够成功地获得贷款融资,向银行贷款融资有很多重要的技巧需要中小企业掌握,这些技巧的运用能够让企业在贷款融资时更胜一筹。综合融资业内分析,这些技巧包括树立良好的企业信誉形象、优化贷款融资方案、选择合适的信贷员、建立积极的银企关系等。

  顾客是企业的利润源泉。信贷制度的建立,对企业在顾客心中树立良好形象和诚实信用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能与顾客保持长期的诚信关系。

  金钱是一种可即刻伸缩的能源,你只要加进一点爱和智慧,并将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它就能为你带来更多的财富,就如同传说中的摇钱树一样。

  行动指导

  企业应优化自己的贷款方案,其中有三点需要企业最为注意。

  第一是中小企业在融资之前应该多方面搜集信息,选择银行要货比三家,进行比照,选择相对利率较低的银行去贷款。

  第二是融资规模设定要合理,贷款资金不足会制约企业的发展,而贷款资金太多又会增加融资成本,还会造成多余资金的闲置浪费,企业应通过各种科学手段来合理设定融资规模。

  第三是融资期限设定要合理,企业贷款用款的时间有长有短,合理地制定融资期限可以避免多付利息,应根据企业自身的资金用途和风险性偏好来制定合理的融资期限。

  明朝时北部少数民族首领俺答率众到京,沿途大掠,又放起一把无名火来,将京城外面的民居,尽行毁去,百姓无家可住,东逃西散,老的小的,多半毙命,年纪少壮的,遇着寇众,不是被杀,就是被掳,内中有一半妇女,除衰老奇丑外,尽被这班鞑奴,牵拉过去,任情淫污,最有姿色的几人,供俺答受用,轮流取乐。大将军仇鸾,本畏俺答,因听时义、侯荣言,讨好朝廷,勉强入援,即至京师,哪敢与俺答对仗?只得仍遣时义、侯荣,再去说情。两人至俺答营,见俺答踞坐胡床,左右陪着妇女数人,统是现成掳掠,临时妻妾,两人也顾不得甚么气节,只好跪叩帐下。俺答道:“你来做什么?想是又把金币送我,倒难为你主人好意。”时义道:“大王欲要金币,也是不难,但深入京畿,震动宫阙,恐我皇上动疑,反不愿颁给金币了。”俺答道:“我并不愿夺你京城,我只教互市通贡,每岁得沾些利益,便可退兵。”时义道:“这也容易,谨当归报便了。”两人返报仇鸾,鸾闻帝意主战,一时却不敢上闻。俺答待了三日,并无信息,乃遣游骑至东直门,闯入御厩,掠得内监八人,还至虏营。俺答也不去杀他,反将他一律释缚,好言抚慰道:“烦你等做个传书邮,我有一书,寄与你主便是。”说罢,便将书信取出,交与八人。八人得了命,出了番帐,奔回东直门,入城禀见世宗,呈上番书。书中大意,无非是要求互市,请通贡使,结末有如不见从,休要后悔等语。世宗阅罢,便至西苑,召见大学士严嵩、李本,尚书徐阶,出书使视道:“卿等以为何如?”严嵩瞧着来书,语多恫吓,暗想此事颇不易解决,依他也不是,不依他也不是,当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启奏道:“俺答上书求贡,系关系礼部的事情,陛下可详问礼部。”礼部尚书徐阶,听了嵩言,暗骂道:“老贼!你要嫁祸别人么?”心中一忖,也即启奏道:“求贡事虽属臣部掌管,但也须仰禀圣裁。”世宗道:“事关重大,大家熟商方好哩。”阶踌躇半晌,方道:“现在寇患已深,震惊陵庙,我却战守两难,不便轻举,似应权时允许,聊解眉急。”世宗道:“他若果肯退去,皮币珠玉,俱不足惜。”阶复道:“若只耗费些皮币珠玉,有何不可?但恐他得步进步,要索无厌,为之奈何?”世宗蹙额道:“卿可谓远虑了,惟目前寇骑近郊,如何令退?”阶又道:“臣却有一计在此。俺答来书,统是汉文,我只说他汉文难信,且没有临城胁贡的道理,今宜退出边外,别遗使赍呈番文,由大同守臣代奏,才可允行。他若果然退去,我却速调援兵,厚集京畿,那时可许则许,不可许,便与他交战,不为他所窘了。”世宗点头称善,命阶照计行事。

  阶即遣使往谕,嗣得俺答复书,务须照准,令三千人入贡,否则将添兵到此,誓破京师。阶见此书,先召百官会议,并宣布俺答来书,各官瞠目伸舌,莫敢发言。忽有一人高声道:“我意主战,不必言和。”徐阶瞧将过去,乃是国子司业赵贞吉,便问道:“君意主战,有何妙策?”贞吉道:“今日若许入贡,他必拣选精骑三千,即刻入城,阳称通贡,阴图内应,内外夹攻,请问诸公如何抵敌?就使他诚心通好,无意外的变故,也是一场城下盟,堂堂中国,屈辱敌人,宁不羞死!”检讨毛起接口道:“何人不知主战?但今日欲战无资,只好暂许要求,邀使出塞,然后再议战备。”贞吉叱道:“要战便战,何必迟疑!况寇众狡诈异常,岂肯听我诱约么?”徐阶见两下龃龉,料知不能决议,索性起座而去,自行入奏。

  是夕城外火光,越加猛烈,德胜、安定两门外,统成焦土,世宗在西内遥望,只见烟焰冲霄,连夜不绝,不禁搔首顿足,只唤奈何。内侍也交头接耳,互述日间廷议情状,适被世宗闻知,问明详细,即令宣诏赵贞吉入对。贞吉奉命即至,由世宗颁给纸笔,饬他条陈意见。贞吉即援笔直书,大旨:“以寇骑凭陵,非战不可,陛下今日,宜亲御奉天门,下诏罪己,追奖故总兵周尚文,以励边帅,释放给事沈束出狱,以开言路,饬文武百司,共为城守,并宣谕各营兵士,有功即赏,得一首功,准赏百金,捐金数万,必可退敌”云云。这疏一上,世宗颇也感动,立擢贞吉为左椿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饬户部发银五万两,宣谕行营将士。惟贞吉所请追励各条,仍未举行。是时俺答已纵掠八日,所得过望,竟整好辎重,向白羊口而去。有旨饬仇鸾追袭,鸾无奈,发兵尾随敌后,谁料敌兵竟返旆来驰,吓得仇鸾胆战心惊,急忙退走。部兵亦霎时溃散,等到敌兵转身,徐徐出塞,然后收集溃卒,检点人数,已伤亡了千余人。鸾反在途中枭斩遗尸,得八十余级,只说是所斩虏首,献捷报功,世宗信以为真,优诏慰劳,并加鸾太保,厚赐金帛。

  京中官吏,闻寇众退去,互相庆贺。不意有严旨下来,饬逮尚书丁汝夔,都御史杨守谦下狱。原来京城西北,多筑内臣园宅,自被寇众纵火,免不得一并延烧。内臣入奏世宗,统说是丁、杨二人,牵制将帅,不许出战,以致烽火满郊,惊我皇上,伏乞将二人治罪,为后来戒。世宗闻言大怒,所以立刻传旨,将二人逮系起来。汝夔本受教严嵩,才命各营停战,至此反致得罪,连忙嘱着家属,向嵩乞救。嵩语来人道:“老夫尚在,必不令丁公屈死。”来人欢谢去讫。嵩驰入见帝,谈及丁汝夔,世宗勃然变色道:“汝夔负朕太甚,不杀汝夔,无以谢臣民。”这数语吓得严嵩,只好踉跄趋出,不发一言。至弃市诏下,汝夔及守谦,同被绑至法场,汝夔大哭道:“贼嵩误我!贼嵩误我!”言未已,刀光一下,身首两分。守谦亦依次斩首,毋庸细述。

  过了一日,又有一道中旨颁下,着逮左谕德赵贞吉下狱。看官听说!这赵贞吉因奏对称旨,已得超擢,如何凭空得罪呢?先是贞吉廷议后,盛气谒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阍人。说他有意刁难,正在吵嚷的时候,忽有一人走入,笑语贞吉道:“足下何为?军国重事,慢慢地计议就是了。”贞吉视之,乃是严嵩义子赵文华,官拜通政使,不禁愤恨道:“似你等权门走狗,晓得甚么天下事?”言毕,悻悻自去。文华也不与多辩,冷笑而入,当即报知严嵩,嵩仇恨益甚。至俺答已退,遂奏称:“贞吉大言不惭,毫无规划,徒为周尚文、沈束游说,隐谤宸聪。”这句话又激起世宗的怒意,遂命将贞吉拘系数日,廷杖一顿,谪为荔波典史。

  当贞吉主战时,廷臣俱袖手旁观,莫敢附和,独有一小小官吏,位死最卑,恰朗声道:“赵公言是。”吏部尚书夏邦谟,张目注视道:“你是何等官儿,在此高论?”那人即应声道:“公不识锦衣经历沈铼么?公等大臣,无所建白,小臣不得不说。铼么恨国家无人,致寇猖獗,若以万骑护陵寝,万骑护通州军饷,再合勤王军十余万,击寇惰归,定可得胜,何故屡议不决呢?”邦谟道:“你自去奏闻皇上,我等恰是无才,你也不必同我空说。”铼益愤愤,竟拜表上阵,世宗全然不理。铼闷闷不乐,纵酒佯狂。一日,至尚宝丞张逊业处小饮,彼此纵论国事,谈及严嵩,铼停杯痛骂,涕泪交颐。既然晚归寓,余恨未平,慨然叹息道:“自古至今,何人不死?今日大奸当国,正忠臣拚死尽言的时候,我何不上书痛劾?就是致死,也所甘心。”计划已定,遂研墨展毫,缮就奏牍道:昨岁俺答犯顺,陛下欲乘时北伐,此正文武群臣,所共当戮力者也。然制敌必先庙算,庙算必当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大学士严嵩,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诌谀则曲意引之,索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则日由我赏之,罚一人,则日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隐为之地,二也;揽御史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贷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隐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嫉贤妒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贿,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权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明知臣言一出,结怨权奸,必无幸事,但与其纵奸误国,毋宁效死全忠。今日诛嵩以谢天下,明日戮臣以谢嵩,臣虽死不余恨矣。

  写至此,读了一遍,又自念道:“夏邦谟恰也可恶,索性连他劾奏。”遂又续写数语,无非是吏部尚书夏邦谟,谄谀黩货,并请治罪等情。次日呈将进去,看官试想!一个锦衣卫经历,居然想参劾大学士及吏部尚书来,任你笔挟龙蛇,口吐烟云,也是没有效力。况世宗方倚重严嵩,哪里还肯容忍?严旨一下,斥他诬蔑大臣,榜掠数十,谪佃保安。同时刑部郎中徐学诗,南京御史王宗茂,先后劾嵩,一并得罪。学诗削籍,宗茂贬官。还有叶经、谢瑜、陈绍,与学诗同里同官,俱以劾嵩遭谴,时称为上虞四谏官。此外所有忤嵩各官,都当京察大计时,尽行贬斥,真个是一网打尽,靡有孑遗。

  惟仇鸾党附严嵩,愈邀宠眷,适值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事,以营政久驰,疏请整饬,略谓:“国初京营,不下七八十万,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逐渐裁并,额军尚有三十八万余人。今武备积驰,现籍止十四万,尚上虚额支饷,有名无实。近届寇骑深入,搜括各营,只有五六万人,尚且老弱无用,此后有警,将仗何人”等语。何不叫中饱的官吏去?世宗览奏,立命废止团营两官厅,仍复三大营旧制,创设戎政府,命仇鸾为总督,邦瑞为副。鸾既揽兵权,并欲节制边将,因请易置三辅重臣,以大同总兵徐珏驻易州,大同总兵署授徐仁,宣府蓟镇总兵李凤鸣、成勋,亦彼此互易。并选各边兵更番入卫,分隶京营。塞上有警,边将不得征集,必须报明戎政府,酌量调遣云云。世宗一律允准,将原奏发下兵部。王邦瑞以为不可,极力谏阻,一番斥责。且特赐仇鸾封记,令得密上封章,一切裁答,俱由内批发行,不下兵部。邦瑞又屡疏争辩,恼动世宗,竟令削职。邦瑞归去,仇鸾益无忌惮,扬言将大举北征,命户部遣使四出,尽括南都及各省积贮,并催征历年逋赋,作为兵饷,所在苛扰。经礼部尚书徐阶,从中奏阻,始得稍寝。

  既而俺答又有入寇消息,鸾忙令时义出塞,赍了金币,贿结俺答义子脱脱,情愿互市通贡,不可动兵。脱脱禀知俺答,俺答自然乐许,遂投书宣大总督苏祐,转致仇鸾。鸾与严嵩定议,每岁春秋两市,俺答进来的货物,无非是塞外的马匹,因此叫做马市。

本文标题:明代秘史:马铎奇遇两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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