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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秘史:尚美人更衣侍寝

日期:2018-10-05 12:42 来源:网络 错误指正:有问题联系小编阅读:

  胡宗宪虽已除了徐海、陈东诸人,尚有海寇汪直未死,仍然纵横海上,宗宪与汪直,同系徽人,直为海寇,母妻未曾带去,被拘狱中,宗宪令同乡士卒,至徽州释直母妻,迎至杭州,馆待甚厚,且亲去慰问一次,嘱他母妻致书招直。直得家书,才知家属无恙,意颇感动。宗宪又遣宁波诸生蒋洲往说汪直,直喟然道:“徐海、陈东、麻叶三人,统死在胡督手中,我难道也自去寻死么?”蒋洲道:“此言错了。徐海、陈东等人,与胡督并非同乡,所以为国除害,不得不尔。君与他同藉徽州,应有特别情谊。现在足下宝眷,俱在杭州,一切衣食,统由胡总督发给,足下试思!若非念着乡亲,肯这般优待么?”直复道:“据你说来,胡督真无意害我么?”蒋洲道:“非但无意害君,还要替君保奏。”直踌躇半晌,方道:“既如此,你且先去!我便率众来降了。”洲遂与他约期而别,返报宗宪,具事陈明。宗宪大喜,谁知待了数日,毫无影响。巡按周斯盛,人语宗宪道:“此必汪直诈计,蒋洲被贼所绐,反来诳报,也不能无罪呢。”当下将蒋洲系狱。洲复追述宣谕始末,并言汪直为人,粗鲁毫爽,不致无故失约,此次愆期,或为逆风所阻,亦未可知。供簿才毕,外面有骑卒禀报,称是:“舟山岛外,有海船数艘,内有寇众多人,头目便是汪直,他虽说是来降,沿海将吏,因他人多滋疑,已经戒备,只禀大帅,如何处置便了。”宗宪道:“他既愿来投诚,何必疑他。”当与周斯盛商议,仍拟遣蒋洲招直。斯盛尚恐蒋洲难恃,请另遣别人。宗宪乃将蒋洲还系,另遣指挥夏正,往招汪直。直见将吏戒严,未免心慌,当问夏正道:“蒋先生何故不来?”夏正道:“蒋先生适有别遣,无暇到此。”汪直道:“胡督疑我误期么?我因中道遇风,舟为所损,还易他舟,所以误期。”夏正道:“胡督心性坦白,断不致疑。”直终未信,只遣养子王激,随夏正见宗宪。宗宪问直何为未至?王激道:“我等好意投诚,乃闻盛兵相待,莫怪令人滋疑了。”宗宪解谕再三,王激乃道:“汪头目极愿谒见大帅,奈被左右阻住,如蒙大帅诚意招待,可否令一贵官同去。易我头目上来,以便推诚相见。”宗宪道:“这也何妨。”仍着夏指挥同行便了。夏正奉命,只好再与王激同往,当由王激留住舟中,一面请汪直登岸,去见宗宪。宗宪居然开门相迎,直入门请罪,跪将下去。宗宪忙亲自扶起,笑说道:“彼此同乡,不啻弟兄,何必客气。”遂邀他坐了客位,直既坐定,慨然道:“大帅不记前非,招我至此,身非木石,宁有不感激隆情?此后当肃清海波,借赎前罪。”宗宪道:“老兄敢战有为,他日为国家出力,分土酬庸,爵位当在我辈之上。”直大喜道:“这全仗大帅提拔呢。”宗宪遂盛筵相待,一面令麾下发给蔬米酒肉,送与直舟,即派夏正为东道主,款待舟中党目。直此时已喜出望外,感激十分,筵宴既罢,留直住居客馆,命文牍员缮好奏疏,请赦汪直前罪,即日拜发出去。

  过了数天,复旨已到,由宗宪展开恭读,不禁皱起眉来,原来复旨所称:“汪直系海上元凶,万难肆赦,即命就地正法”云云。宗宪一想:“这事如何了得,但朝旨难违,只好将直袅首,夏指挥的生死,当然不能兼顾了。”随即不动声色,即日置酒,邀汪直入饮。酒至数巡,宗宪拱手道:“我日前保奏足下,今日朝旨已传,足下当高升了。”直才说了“感谢”二字,但见两旁的便门齐辟,拥出无数持刀佩剑的甲士,站立左右,汪直甚为惊异。宗宪高声语直道:“请足下跪听朝旨。”直无奈离座,当由宗宪上立,直跪在下面,宗宪依旨朗读,念到“就地正法”四字,即有甲士上前,竟将直捆绑起来。直厉声道:“胡宗宪!胡宗宪!我原说你靠不住,不料又堕你计,你真刁狡得很!”宗宪道:“这恰要你原谅,奏稿具在,不妨检与你看。”直恨恨道:“还看什么奏稿,总之要我死罢了。”宗宪也不与多辩,当命刀斧手百名,将汪直推出辕门,号炮一声,直首落地。这信传到直舟,那班杀人不眨眼的党目,个个气冲牛头,立把夏正拿下,你一刀,我一剑,剁作肉泥,当即扬帆自去。党众尚有三千人,仍然联络倭寇,到处流劫,宗宪也不去追击,竟奏称臣憝就诛,荡平海寇等语。世宗大悦,封宗宪为太子保。

  世宗闻外寇渐平,正好专心斋醮,且云:“判恶就擒,统是鬼神有灵,隐降诛殛。”时有南阳方士梁高辅,年逾八十,须眉皓白,两手指甲,各长五六寸,自言能导引服食,吐故纳新。徽王载蝓遂请他入邸,虔求指教。高辅慨然应允,除面授吐导外,再替他修合妙药。据《明史杂闻》上记及,是用童女七七四十九人,第一次天祭,露晒多年,精心炼制,然后可服。服食后,便有一种奇效,一夕可御十女,恣战不疲,并云:“可长生不死,与地仙无异。”载论依法服食,即与妃嫔等实地试验,果然忍久耐战,与前比大不相同。他恰不敢蔽贤,遂通书仲文,请为高辅介绍,荐奉世宗,世宗年已五十,精力寝衰,后宫嫔御,尚有数十,靠了一个老头儿,哪里能遍承雨露,免不得背地怨言,世宗也自觉抱歉,就使微有所闻,也只好含忍过去。此次由仲文荐入高辅,传授婴儿姹女的奇术,并彭祖、容成的遗方,一经服习,居然与壮年一般,每夕能御数妃,喜得世宗欣幸得过望,立授高辅为通妙散人,且因载论荐贤有功,加封为忠孝真人。载论益自恣肆,擅坏民屋,做台榭苑囿,杖杀谏官章,又微服游玩扬州,被巡兵拘住,羁留三月,潜行脱归,暗中却贻书高辅,托词借贷,私索贿赂,高辅搁置不报。载论待了多日,未得复音,再拟发书诘责,凑巧高辅有信寄到,总道是有求即应,惠我好音,谁知展书一瞧,并没有什么财帛。载论在书中,只说是皇上需药,一时不及提炼,忆尊处尚有余药,特遣人去取云云。那时载论不禁大愤,勃然说道:“兀那负心人,不有本藩,何有今日?我欲求他,他绝不提起,他欲求我,我还要答应他么?”当下复绝来使,只说是存药已罄,无从应命。来使去后,恰着人赍药入京,给与陶仲文,托他权词入献。

  高辅闻知此事,很是忿恨,便入奏世宗,把载论在邸不法事,和盘说出。世宗即隐遣中官密访,至中官还奏,所有高辅奏请的事情,语语是实。并说载论诈称张世德,自往南京,强购民女等因,于是世宗震怒,夺去载论的真人印。陶仲文虽爱载论,也不敢代为辩护。冤冤相凑,有南中民人耿安,叩阍诉冤,告称载论夺女事,当下遣官按治,复得实据,狱成具奏。有诏废载论为庶人,幽锢凤阳。载论悔恨交迫,竟尔投缳自尽,妃妾等亦皆从死,子女被徙开封,徽王宗祀,从此中绝了。

  载论既死,世宗益宠信梁高辅。高辅为帝合药,格外忠勤。且选女八岁至十四岁的三百人,入宫豢养,待他天癸一至,即取做药水,合入药中。由高辅取一美名,叫做先天丹铅。嗣又选入十岁左右的女子,共一百六十人,大约也是前次的命意。这四五百童女,闲居无事,或充醮坛役使,或司西内供奉。内中有个姓尚的女子,年仅十三岁,秀外慧中,选值西内,一夕黄昏,世宗坐诵经偈,运手击磬,忽觉得困倦起来,打了一个嗑睡,把击磬的槌,误敲他处,诸侍女统低头站着,不及瞧见,就使瞧着了他,也不敢发声。独尚女失声大笑,这一笑惊动天颜,不禁张目四顾,眼光所射,正注到尚女面上,梨涡半晕,尚带笑痕,本拟疾声呵叱,偏被她一种憨态,映入眼波,不知不觉地消了怒气,仍然回首看经。可奈情魔一忧,心中竟忐忑不定,只瞳神儿也不由自主,只想去顾尚女。尚女先带笑靥,后带怯容,嗣又俯首弄带,越显出一副娇痴情状。世宗越瞧越爱,越爱越怜,那时还有甚么心思念经?竟信口叫她过来,一面令各侍女退出。各侍女奉旨退班,多半为尚女捏一把汗,偏这世宗叫过尚女,略问她履历数语,便掷去磬棰,顺手牵住尚女,令坐膝上。尚女不敢遽就,又不敢竟却,谁意世宗竟拢她笑靥,硬与她亲一个吻。尚女急摆脱帝手,立起身来,世宗岂肯放过,复将她纤腕携住,扯入内寝。当下服了仙药,霎时间热气满腹看官!你想此时的尚女,还从哪里逃避?只好听世宗脱衣解带,同上阳台;这尚女如何禁当得起,既不敢啼,又不敢叫,没奈何啮齿忍受。世宗亦格外爱怜,留些不尽的余地,偏是药性已发,欲罢不能,一时间狂荡起来,尚女无法可施,只得在枕畔哀求。毕竟皇恩隆重,不为已甚,勉强停住云雨,着衣下床,出令内侍宣召庄妃。庄妃姓王,从丹徒徙居金陵,由南都官使选入,初未得宠,寂寞深宫,未免伤怀。她却幼慧能诗,吟成宫词数律,借遣愁衷。适被世宗闻知,因才怜色,遂召入御寝,春宵一度,其乐融融,遂册为庄妃。嗣加封贵妃,主仁寿宫事。先是方后崩后,正宫虚位,世宗属意庄妃,陶仲文窥知上意,暗向庄妃索赂,当为援助。偏偏庄妃不与,仲文因此怀恨,遂上言帝命只可特尊,不应他人敌体。世宗本信重仲文,况连立三后,依然中绝,想是命数使然,不便强为,遂将立后事搁起不提。惟宠爱庄妃,不让中宫,此番宣召,实是令她瓜代的意思。待至庄妃召至,尚女已起身别去,世宗也不遑与庄妃谈论,便令她卸妆待寝,续梦高唐。庄妃年逾花信,正是婪尾春风,天子多情,佳人擅宠,恰似一对好凤凰,演出两度风流事,这且不必琐述。越两宿,世宗复召幸尚女,尚女还是心惊,推了片时,无法违旨,只好再去领赐。不意此夕承欢,迥殊前夕,始尚不免惊惶,后竟觉得畅快,一宵欢爱,笔难尽描。世宗称她为尚美人,后复册封寿妃。

  明朝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的一个黑夜,一个穿戴青衣小帽的汉子,仓皇地直奔东厂太监魏忠贤的宅第。进了魏府,此人便拜倒在地,向魏忠贤长跪叩头,涕泪横流,乞求哀怜,并甘愿为魏忠贤的干儿子,口口声声称魏阉为“父亲”。此人名崔呈秀,是巡按淮扬御史。身为宪臣、朝廷命官却甘为阉宦之子,其中定有难言之隐。

  崔呈秀(1571年—1627年),河间蓟州人(今北京市蓟县)。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31年)进士,尔后授行人职。天启初年,升为御史,巡按两淮一带。

  崔呈秀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并且善于见风驶舵,投机取巧。他看见当时东林党人势力盛,朝政又多为东林派人士所执掌,便企图力荐李三才入阁,以取悦于东林人士,使自己能混迹东林,借此掩饰丑行,继续干贪赃受贿的勾当。但崔呈秀这番乔装打扮未能奏效,他既奸且贪的本相,早已被东林人士所识破,因而拒之门外不纳。

  崔呈秀在两淮任御史期间,官虽不高,但“贪污甚着”,“有狼藉声”,淮扬士民无不指斥说,从来巡方御史还没有像崔呈秀这样“贪污可鄙”。不管是强盗还是各色罪犯,只要向崔呈秀贿赂三千金,“盗以贿释,犯以贿免”。一些政绩浊乱,应该受到参劾的官员,由于行贿崔呈秀多获免;一些才品俱劣,不应举荐为官者,也获得荐举。霍丘知县郑延祚,是个贪鄙之徒,行将受到参劾,但因贿崔呈秀千金而获免。郑延祚从中看出了崔呈秀的贪财易与,于是再行千金,竟获荐。“则是摇山撼岳之威,只供其御货攫金之用。”“其行事多类此”。在他为巡按淮扬御史期间,“出巡每有节省之费,透支至一万四千两,各县赔补甚苦。”崔呈秀如此贪赃枉法,自然难逃众人耳目。天启四年吏科给事中魏大中首“发其儂遗”,揭露了崔呈秀贪赃受贿的丑闻。

  天启四年九月,左都御史高攀龙回道考察,御史袁化中又据实反映了崔呈秀“赃私狼藉”,于是由御史李应升代为草疏,高攀龙题名上奏,“发其秽状”,“以洗巡方之耻”,吏部尚书赵南星“议戌之”。崔呈秀终被“革职听勘”。崔呈秀由此大为窘迫,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奸佞毕竟有一套“厚颜无耻”的本事,他准备为此再作一番挣扎。一天昏夜,他鼓起勇气敲开了李应升家大门,向李应升长跪求情,李应升“正色固拒,含怒而去”。崔呈秀求情未果,由此怀恨在心。但他也从自己这次找错门路中学“乖”了,转而投靠阉宦魏忠贤,于是就发生了开头所讲的那一幕堂堂御史甘为阉宦干儿子的丑剧。可见崔呈秀从踏上仕途的第一天开始,就是极不光彩的。

  当时的崔呈秀,的确是有求于魏忠贤;但其实魏忠贤亦有求于崔呈秀。两人可说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相互利用,狼狈为奸。当时魏忠贤虽说是得到熹宗的宠信,又有客氏撑腰,以司礼秉笔太监兼督东厂,但当时由于东林势盛,因而魏阉在朝廷中还是相当孤立的,并且正被廷臣交攻:御史李应升揭发他在宫内练兵;给事中霍守典揭发他滥讨建生祠的费用;御史刘廷佐揭发他肆意增加荫封恩赏;给事中沈惟炳揭发他私立刑具。魏忠贤虽然矫旨对这些廷臣严加诘责,但东林首领之一,副都御史杨连却不向邪恶低头,向魏阉发动了更大的攻势,冒死上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在杨涟受到昏庸的熹宗严旨切责后,魏大中、许誉卿等七十余人又继续交章揭发魏阉的种种不法行为。“当是时,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但由于在朝中缺乏党羽,显得力不从心,“才思得外廷为助”,正好碰上崔呈秀乞为养子,“得呈秀,相见恨晚,遂用为腹心”。崔呈秀更想乘机进行报复,立即向魏阉献策说:“不去(赵)南星及攀龙、涟等,我两人未知死所。”魏忠贤亦“大以为然,遂与定谋”。从此,他们内外勾结,撮成阉党,以对抗东林,崔呈秀是狐假虎威;魏忠贤则是如虎添翼,相互借助,党同伐异,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

  当时崔呈秀和魏忠贤共同的大敌,便是朝中那一批坚持正义的东林人士。要想倾倒东林,就必须在廷臣中大力扩张阉党势力。崔呈秀在复职后所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死心塌地替魏党网罗更多的党羽,使他们成为魏阉迫害东林、排斥异己的谋士、打手和鹰犬。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崔呈秀重新当上御史后,首疏举荐了自己的心腹孙杰、吴谆夫以及王永光等人,接着,又上疏请令京官自陈,其实这是借助魏阉的淫威,逼令更多的廷臣作违心的表态,致使清流遭摒斥、奸佞贪秽的小人却纷纷被荐起用,从而加快了扩张阉党、削弱东林的步伐。由于崔呈秀与魏忠贤的关系极为密切,那些有种种恶行的丑类,便效法起崔呈秀当年的行径来,纷纷深夜登门造府,纳贿求情,并通过崔呈秀而免祸走运。因而一时崔门“蝇集蚁附,其门如市”,皆拜为门下士,都想通过崔呈秀这条门路与魏忠贤相勾结。趋炎附势之徒的纷纷而至,使崔呈秀更加肆无忌惮,好不威风。

  又由于崔呈秀第一个拜魏阉为父,在廷臣中刮起了一股歪风,此后,这股歪风邪气便越刮越大,陆续有阁臣魏广微认为魏侄,顾秉谦、阮大铖、倪文焕、杨维垣等皆拜忠贤为父、客氏为母。这群奸佞小人掌了权后,探听朝内外大小事情,“丝微必报,如有所发,赀命立尽”。他们又利用东厂等特务机关迫害无辜,弄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重足而立,以致奸人当道,是非不清,吏政更加腐败。

  明代的勋戚贵族,或招罗非人,收纳无赖,成为流氓头子;或横行非为,自甘堕于流氓之列。据记载,这些皇亲公侯伯,中间多有一些不遵礼法、纵意妄为的流氓。他们有时将一些因犯罪逃躲或其他来历不明之人藏留在家,听候使用,有时让家人去四周州县强行霸占军民的田地,有时起盖店房,把持行市,侵夺公私之利,有时则诡称中盐,挟制官府,亏损国家的课税。“其弊多端,难以枚举”。不仅如此,这些勋戚贵族还霸占关厢、渡口、桥梁、水陂,贩卖钞贯,抽要柴草,“勒精摆渡牙保水利等钱”。下面以郭勋为例,来谈谈明代勋戚贵族的流氓性。

  据史料记载,这位翊国公郭勋,招纳亡命之徒,滥开违法大店,擅收私税,酷用官刑,四路邀截客商货物,百计霸占军民房屋,贪酷专权。举例如下:如南京是东南财赋之地,淮、扬又是鱼盐饶腴之所,临清、徐州、德州,也是齐鲁会通贸易之区,而郭勋在这些城市都设有私店,手下的伙计群聚兴贩之时,无论是水上舟船,还是陆地车辆,都悬挂“翊国公金字牌面”,骚扰地方,而一些官府关卡因摄于郭勋的权势,不敢向他们收税。郭勋就是靠自己的特权,侵渔民利,“岁入巨万”。一些权势太监所置的房产,一旦故去或失势之后,也被郭勋任情吞并,无所顾忌。如北京南城水头华丽庄有房屋一所,田连阡陌,值银3O万两,是已故萧敬太监的产业,郭勋却白白占据;东城沿沟胡同有大宅一所,在内古铜玩好之器不计其数;另外在城外还有庄田二处,值银2O万两,是已故太监魏彬的产业,郭勋也是肆意吞并,归已所有。当然,太监产业的来源也并不光明,郭勋的行为不过是黑吃黑,但郭勋这种强行霸占的行为,确实很有一些流氓的手段。此外,郭勋还将黑手伸进专管漕粮运输的漕军身上。他每年派遣一些恶党光棍将银货借给运粮军士,按月收息。当然,这种借贷本身就用心不良。光棍们百般引诱运军浪费所借银货,好使他们堕于贫窘,借此逼勒运军还债。运军无奈,只好将官船准折私债。郭勋得到船后,无论船之大小新旧,一概拆卸变价。这些运粮船成造花费不少工价,朝廷也赖以为用,一旦被拆,漕运顿时败坏。更为可恶的是,郭勋还凭借自己的权势,向一些军官勒索拜见礼。如每年河南、山东等地春秋领班都司都营,须向郭勋交纳叩头银二百两,其下领班指挥五十两,管队千户、写字旗军各五两。如果叩头银交送不及时,就会被捆打责罚。当然,这些军官也不会乖乖地从自己身上掏腰包,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从辖下当兵的行粮赏米中一一扣除,最后受害的还是那些当兵的。

  郭勋所有这些为非作歹之事,当然不用自己去动手,而是坐地运筹。在他下面,号称“谋主”者,则有张维,亡命生员杨绍言,罢斥乡官钱俊民、翁守洪,喇虎高廷,专门舞文弄法,这五人尤其是无赖当中的巨魁。此外,堪称郭勋心腹者,又有横豪官旗人员陈球、孙聪、梁永济、彭福、李福、邹经、刘宣、柴铎、郭镇、黄曙、韩杰、李魁等人,也都是“鸡鸣狗盗之辈也”。至于他手下的爪牙,则有棍徒孙锡、孙沄、裴应龙、袁亢瓒等人,专门生事害人。而每天到西厂、锦衣卫打听消息,以访察诈财为生者,则有刁泼校尉刘玖、李淮、吕保、梁木等,大都狐假虎威,军民对他们咬牙切齿。

  明代乡绅既包括致仕罢免官员,又包括丁忧在家守制的官员与捐纳钱粮而得出身的义官。这些人在乡也极不老实,专做坏事,被人称做“豪绅”。有些在朝做官的大臣,自己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似乎像一个正人君子,却纵容自己的子孙家人勾结无赖流氓,武断乡曲。如崇祯年间,大学士温体仁之子混名“八蛮”,在地方上强横奸淫。百姓积忿不平,“以绳絷其足,曳至金鱼漾,奔驰不止,皮肉无一存者”,倒算是恶有恶报。

  先来看看致仕官员在家乡的违法流氓活动。如成化年间,在四川内江县,一些致仕为民官员,不知廉耻,常在一些府州县与官吏通融关系,只要碰到民间有争占田土、户婚、斗殴大小事件,就兜揽过来,颠倒是非,紊枉曲直,凡是有财的,他们就包庇,凡是无财的无辜之人,他们就诬陷。每年春秋行乡饮酒礼时,这批豪强也违背常例,身着冠带,坐在席尊位置,虚张声势,欺压齿德。当遇到分巡官员到县的时候,这些丧尽廉耻的乡绅就带上酒前去谒见,叙叙乡情,拜托事情。假若只是这样,还不甚为过。更有甚者,有些致仕官员,在乡为所欲为。他们倚仗自己的势力,又靠着子孙众多,每当下乡时,就如虎狼一般害人。小民百姓一见到他们,就四处逃窜,他们就将小民抓回来,锁在牛栏中。有些百姓因为受气不过,就上吊自杀,有些则因饥寒故疾而累死。

  其次,我们来看看丁忧在家官员是如何不守本分,充当地方豪强角色的。成化十八年(1482年),原任南京监察御史方略丁忧居乡。在乡期间,他霸占其叔的田产,抢夺寡居嫂子的棺具。不仅如此,他还置朝廷守制大礼于不顾,在守制期间,放纵儿子饮酒作乐。多行不义,必然自败。这位方御史最后被族人告发,朝廷遣官勘治,却被轻描淡写地拟上“赎杖复职”的处罚。明宪宗认为方辂在乡多所违法,“难居风宪”,所以将他降为陕西录州卫经历这样一个杂职。

  明熹宗的匠才

  万历四十八年(162O年)是明朝宫廷中最为混乱的一年。常洛带病登极,做了皇帝,这便是明光宗。然而时仅一月,到九月初一,明光宗也因病中误服“红丸”而卒。九月初五,皇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这时他年仅十六岁。

  一月之内,连丧二帝,又接连有两个新皇帝登极,事情本已不少,偏偏又有明神宗的郑贵妃、明光宗的李选侍,恃宠把持宫闱,把朱由校控制在手里,不让他去见文武百官。幸有杨涟等官吏,不顾性命,斥开宦官,才从宫中将朱由校抢出,继了皇位。这时的明宫可谓是乱作了一团。

  熹宗登极,文武百官松了口气,以为国家大事总算有了着落,谁想到这位少年天子,从登极之始就表现出了十足的昏庸无道,嬉戏怠政。

  对于管理朝政,明熹宗既无兴趣又无能力,有时候简直像个白痴。但是对于玩物游乐,他则有着广泛爱好。这一来正中宦官们的下怀,他们整天围在熹宗左右,引导他玩乐,倡优声伎,狗马射猎,无所不备。有一次熹宗与宦官们一起在宫苑中划船,不小心闹翻了船,落到水中,险些丧命。事过之后,他依然如故,没有接受一点教训。

  除去与宦官们游乐嬉戏之外,明熹宗还有一个特殊爱好,那便是做漆木工。

  他曾雕镂木器制成炉灯的小屏风八幅,上刻寒雀争梅图,十分精巧。他还创制了一种“水傀儡(木偶)戏”,所制傀儡人在人的操动下,可以表演“东方朔偷桃”、“三宝太监下西洋”等节目。他亲手制作了喷水机关,能够让水势逆飞,如同瀑布泻下,又直冲而上,如同玉柱,可以凭水势托住一个镀金木球,盘旋不落。虽然都只是些玩具,工艺则确实不错。

  倘若明熹宗去当个漆木工的话,说不定能成为一代能工巧匠,可他却偏偏命中注定做了皇帝,这样一来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

  当时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乳母客氏勾结在一起,把持了朝政,明朝的政治更加黑暗腐败。《明史.刑法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述: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入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

  北京城中当时有一句民谣:“委鬼当朝立,茄花遍地开。”委鬼,合起来是个魏字,茄音近客,茄花即指客氏。又有“八千女鬼乱朝纲”之谣。“八千女鬼”四字合起来也是一个魏字。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客、魏专权的不满。

  可是明熹宗对此却似茫然无知,不闻不问。魏忠贤等人正是利用了他的昏庸,大肆迫害东林党人,将朝中正直的官员杀的杀,罢官的罢官,残害殆尽。

  熹宗一朝,不仅官员们遭到迫害,就连皇后妃嫔也难逃客、魏的毒手。皇后张氏有娠,客氏密使心腹宫人,用计堕胎。张裕妃性直烈,客魏视为异已,幽禁宫室之中,活活饿死。李成妃亦遭同样命运,她事先将食物藏在瓦间,幽禁半月不死,斥为宫人。冯贵人曾有宠于熹宗,客、魏恐不利于他们,乘其有病,将她害死。不少后妃遭难,明熹宗竟如罔闻。当时人说:“帝性善忘,所用之人为客、魏摈斥,遂不复记忆问及。”

  明熹宗在位七年,除去嬉戏玩闹,没干过一件正经事。罢孙承宗,杀熊廷弼,使辽东形势愈加不可收拾,整个辽东都几乎为清(后金)所占。连年灾荒,不恤不赈,终于激起了陕北农民大起义,敲响了明王朝灭亡的丧钟。

  朱元璋登上皇帝位后,实行空前绝后的专制制度,军政大事,生杀予夺,全由皇帝裁决,大臣不得参预。大臣只能提提意见,提得不对的,就遭受廷杖或杀头,在那时大臣贱如奴隶。为了皇权至尊,巩固皇帝独裁权,以传之万世,他立了许多祖训,不准后代皇帝干这干那,其中有一条是“不准宦官干政”,并把这六字写在牌上,竖立在内宫,他以为有了这块皇帝御制牌,便可以避免发生汉、唐的宦官之祸了。但事与愿违,他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实行的极端专制制度恰恰是培育宦官干政的土壤。极端专制的特性之一是不信任大臣,怕出现权臣,危及皇权,正因这种特性发作,朱元璋才下令取消自秦汉以来设立的丞相官制,中央各部门的奏事都由自己来独裁,他担心自己死后,后代皇子皇孙恢复此官制,又立了一个祖训:以后子孙不准设丞相,臣下有奏请设丞相的处以极刑。但皇帝日理万机,总得有辅佐的人,于是设几个大学士,称阁臣,但只当顾问,承旨办事,不得参预决定,更不准干预中央各机关的事。这么一来,皇帝的事就空前繁忙,朱元璋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种非常案件。对如此繁忙的政务,朱元璋、朱棣等还可拼命应付,轮到他那些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在女人、宦官之手长大的花花大少皇帝们,不仅不能也懒得应付了,至于那些皇帝娃娃就更谈不上批阅了,只好假托阁臣之手代拟出意见,时称“票旨”,再由这些花花大少皇帝或娃娃皇帝来照抄批写。而这些阁臣又不能将其意见直接交给皇帝,只能由宦官转呈,阁臣恐自己写不清楚,还要请宦官作补充说明;皇帝的决定,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也由宦官传递,这样宦官就可插手军政事务,权力日益膨胀,以至由宦官代拟甚至不用转奏皇帝,由自己矫旨办事。宦官的权力不仅可以处理全国军政事务,而且无所不监,监军、监矿、监税,掌握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内厂等各种特务机关,监视全国官僚和军民。这是因皇帝最信任的是宦官,特别是皇帝的贴身宦官,故放手委托他们管理一切,监视一切,他们实际上是皇帝的化身,行使着皇帝的权力。

  对于朱元璋竖立那块“不准宦官干政”的御制牌来说,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搬掉那块牌的不是别人,而是英宗朱祁镇最崇拜、最信任的宦官王振。宦官王振搬去那块牌标志着宦官干政开始。王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明史.王振传》记载:他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少年时当教官,后自愿净身入宫在内书堂教小太监读书。朱祁镇在东宫时,他侍左右。朱祁镇即帝位,称英宗,因“振狡黠得帝欢”,任他为司礼太监。这样,中央各机关奏事都要经过他上呈下达。那时英宗才九岁,因喜欢他敬佩他,事事听他的,称他为“王先生”。他教导英宗用严刑峻法统御群臣,说这样做可防止群臣欺蔽,于是大臣不断被捕入狱,王振的权力越来越大,公侯贵戚称他“翁父”,不少大臣见他都要跪拜,不跪拜他或认为讥讽和反对他的,不是借故削职就加罪杀害,因之畏祸而向他阿附送贿的日多。他与投靠他的大臣结成私党,操纵朝政,俨然太上皇。他与其私党肆行无忌,贪污勒索,贿赂公行。自王振专政以来,明朝政治腐化,边防松弛,因而瓦刺得以入侵,边报传至京师,王振不作充分准备,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北上亲征。大军抵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军屡败,惧不敢战,又立即折回,走到距居庸关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刺追兵已到,明军溃败,英宗被俘,王振为乱兵所杀。史称“土木之变”。英宗弟朱祁钰继位,称景泰帝,任用了于谦为帅,击败来犯京师的瓦刺军,瓦刺统帅也被逼放回英宗。英宗乘景帝病危,武甭侯石享等率兵入南宫,拥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正派官员相继被害。英宗死,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政权又落入另一宦官汪直的手里。《明史.汪直传》记载:英宗为刺探外事,除了锦衣卫和东厂处,又设西厂,任命汪直主持,从此大的冤狱不断出现,即使是民间斗骂鸡狗琐事,也用重刑,令官民惊恐不安。汪直权势日炽,他每次出行,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走,兵部尚书项忠不避,便进行污辱,后借故削为平民。凡大臣不屈者,汪直皆加以陷害,被削职的有尚书董方、薛远、大学士商辂、左都御吏李宾等数十人。朝臣无耻者多附和汪直,乃至跪拜,因而得据要津。汪直奉命出巡,御史、主事等官跪拜马前,各地边防都御史了谒见于路,守令不如意即加在鞭鞑。为立边功自固,屡出任监军,诈称寇边,讨伐邀功,致引起边患。后来他的罪行虽暴露,但宪宗对官民则严加镇压,对汪直则手下留情,只降官发往南京。

  至武宗朱厚照在位时,十分宠信宦官,政治更腐败。当时得宠的宦官有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人号“八虎”,而刘瑾尤其狡狠。《明史.刘瑾传》记载:刘瑾很仰慕王振,便学他的样,向武宗日夜进鹰犬、歌舞、杂戏,并引导武宗出外微行。刘瑾还劝武宗令内臣镇守者各贡万金,还奏请置了三百余所皇庄,以压榨农民血汗,以满足武宗游乐,因而博得武宗的欢心,被任为司礼太监。并由其党马永成掌东厂,欲大用掌西厂,刘瑾则复立内厂,三厂作威作福,特务四出罗织人罪,严刑酷法,被捕入狱,少得存者。由于武宗怠于政事,奏章及内阁的“票拟”(由阁臣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称票拟)最后都由刘瑾批决,实际是行使皇帝权力。当是时,刘瑾权倾天下,凡入朝或出使官员皆送贿,只要送贿,有天大罪也可化无罪;而对反对或违己意的,陷害、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少人因此被害死或破家荡产。他把忠直的臣录入“奸党”,把奸臣称为“忠臣”。刘瑾乱政时,政治腐败,贿赂公行。仅刘瑾搜括刮有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仅银子一项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后刘瑾罪行败露,被凌迟处死。

  到熹宗时,宠信宦官魏忠贤,其乱政达到高峰。《明史.魏忠贤传》记载:魏忠贤跟抚养朱由校的奶妈客氏相爱(即所谓“对食者也”),互相勾结。光宗死,十六岁的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因客氏在熹宗面前说好话,魏忠贤得任秉笔太监。魏忠贤引熹宗声色犬马,熹宗深信之,故他势日盛。熹宗即位初,东林党人掌握朝政,反东林党人见魏忠贤得势,便依附之以攻击东林党人,东林党称这新组成的党是“阉党”。由于熹宗厌政,忠贤得操纵朝政,矫旨胡作非为,副都御史杨涟愤甚,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因客氏从旁帮助,熹宗竟下旨罢免杨涟。朝内外东林党的人纷纷上章揭露魏忠贤罪行。魏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魏忠贤罗织罪名,进行屠杀。先是将东林著名首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逮捕下狱,拷打逼供,折磨而死。不久,魏忠贤再兴大狱,逮捕东林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除高攀龙投水自杀外,其余六人都被拷打惨死于狱中。在朝的其他东林党也都被贬逐。于是,内外大权一归魏忠贤,朝廷内外全是阉党,其党骨干有“五虎”、“五彪”、“十黎”、“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其党中善于吹牛拍马之徒,为魏忠贤歌功颂德,把魏忠贤捧得高到无以复加。有的论魏忠贤应配孔子,有的则请为魏忠贤建生祠,甚至大学士拟的“票旨”,却说“朕与厂臣”,把魏忠贤与熹宗并列。熹宗死,其弟朱由检即思宗继位,嘉兴贡生钱嘉徵劾魏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剥削人民,十通关节。思宗遂下令将魏忠贤贬谪凤阳,接着又派人逮捕治罪。魏忠贤闻知,畏罪自杀。

  宦官乱政,其靠山是皇帝。宦官没有皇帝无以存在,皇帝没有宦官就难以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明朝中期以后,宦官权如此之大,除了利用其监视群臣和军民外,还要利用宦官进行掠夺,如扩大皇庄、监矿、监税,以及为皇宫服务的经济活动,加上明代昏庸之主又如此之多,甚至批准奏事的大权也下放给宦官,于是,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就成为事实上的皇帝。这些宦官大多既无知识或知识不多,也无从政经验,他们办事往往靠一些贪佞之徒为之出主意,其本性又贪婪,不乱政才怪呢!

  顶级现场:福特的信贷战略

  福特汽车公司旗下拥有7个著名汽车品牌系列:福特、林肯、水星、美洲豹、阿斯顿·马丁、马自达和沃尔沃的轿车部门。此外,还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系统之——Visteon,全球最大的汽车信贷企业——福特信贷,以及Hertz汽车租赁公司。

  福特信贷公司以“通过为消费者和经销商提供优质的信贷、保险等融资服务,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最终提高公司利润”为宗旨,同时经营与汽车有关的批售库存保险、人寿保险和伤残保险。良好的服务,不仅为福特信贷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而且为母公司汽车销售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产销全球第二的福特汽车,赢利却名列榜首,福特信贷功不可没。

  福特汽车信贷公司建于1959年,作为福特汽车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福特汽车信贷公司致力于为经销商和客户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为新车、旧车和租赁车辆提供融资以及提供批售融资、抵押融资和营运资金融资等。同时,福特汽车信贷公司的保险营运提供汽车保险、库存融资保险等保险服务。作为全球汽车融资行业的领头羊,福特汽车信贷公司以其专业化和资源化为满足客户和经销商的需要提供优质的服务。

  福特汽车信贷公司一直是福特汽车公司的重要战略部分。福特汽车公司的融资臂膀帮助福特信贷公司在汽车融资和保险市场上获得资金,同时福特汽车信贷公司也为福特汽车公司提供了稳定的利润来源,在汽车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成为财务支柱。除了连年帮助福特的汽车销售和融资利润外,福特信贷也为福特产品建立了客户忠诚度。据统计,72%接受福特汽车信贷公司服务的客户再次购买了福特汽车。同时,在不断拓展其海外市场的过程中,福特信贷也支持了福特公司在新市场的发展。最后,通过福特信贷同直接客户的频繁接触和双向交流,福特公司能够获取有价值的客户信息并以此进一步使其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的需要。

  信贷服务为福特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前景,福特也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智慧点拨

  其他企业,虽然可能和福特汽车公司分属不同的行业,但是一样可以从这个事例中获得启发:有实力的企业可以成立自己的信贷公司,通过向消费者和经销商提供优质的信贷、保险等融资服务,打开与直接客户的频繁接触和双向交流的窗口,从而能够获取有价值的客户信息并以此进一步使其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的需要。使信贷子公司在支持总公司全球业务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与顾客建立一种结构性纽带关系,通过信贷策略将资金的营运化为吸引顾客的药方。

  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和中小企业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状况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尤其是近期许多中小银行纷纷推出中小企业融资产品的试水之作,并且新增了一些专门受理中小企业融资贷款的业务部。这些积极的市场动态说明中小企业贷款融资的大环境是良好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小企业一定能够成功地获得贷款融资,向银行贷款融资有很多重要的技巧需要中小企业掌握,这些技巧的运用能够让企业在贷款融资时更胜一筹。综合融资业内分析,这些技巧包括树立良好的企业信誉形象、优化贷款融资方案、选择合适的信贷员、建立积极的银企关系等。

  顾客是企业的利润源泉。信贷制度的建立,对企业在顾客心中树立良好形象和诚实信用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能与顾客保持长期的诚信关系。

  金钱是一种可即刻伸缩的能源,你只要加进一点爱和智慧,并将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它就能为你带来更多的财富,就如同传说中的摇钱树一样。

  行动指导

  企业应优化自己的贷款方案,其中有三点需要企业最为注意。

  第一是中小企业在融资之前应该多方面搜集信息,选择银行要货比三家,进行比照,选择相对利率较低的银行去贷款。

  第二是融资规模设定要合理,贷款资金不足会制约企业的发展,而贷款资金太多又会增加融资成本,还会造成多余资金的闲置浪费,企业应通过各种科学手段来合理设定融资规模。

  第三是融资期限设定要合理,企业贷款用款的时间有长有短,合理地制定融资期限可以避免多付利息,应根据企业自身的资金用途和风险性偏好来制定合理的融资期限。

  明朝时北部少数民族首领俺答率众到京,沿途大掠,又放起一把无名火来,将京城外面的民居,尽行毁去,百姓无家可住,东逃西散,老的小的,多半毙命,年纪少壮的,遇着寇众,不是被杀,就是被掳,内中有一半妇女,除衰老奇丑外,尽被这班鞑奴,牵拉过去,任情淫污,最有姿色的几人,供俺答受用,轮流取乐。大将军仇鸾,本畏俺答,因听时义、侯荣言,讨好朝廷,勉强入援,即至京师,哪敢与俺答对仗?只得仍遣时义、侯荣,再去说情。两人至俺答营,见俺答踞坐胡床,左右陪着妇女数人,统是现成掳掠,临时妻妾,两人也顾不得甚么气节,只好跪叩帐下。俺答道:“你来做什么?想是又把金币送我,倒难为你主人好意。”时义道:“大王欲要金币,也是不难,但深入京畿,震动宫阙,恐我皇上动疑,反不愿颁给金币了。”俺答道:“我并不愿夺你京城,我只教互市通贡,每岁得沾些利益,便可退兵。”时义道:“这也容易,谨当归报便了。”两人返报仇鸾,鸾闻帝意主战,一时却不敢上闻。俺答待了三日,并无信息,乃遣游骑至东直门,闯入御厩,掠得内监八人,还至虏营。俺答也不去杀他,反将他一律释缚,好言抚慰道:“烦你等做个传书邮,我有一书,寄与你主便是。”说罢,便将书信取出,交与八人。八人得了命,出了番帐,奔回东直门,入城禀见世宗,呈上番书。书中大意,无非是要求互市,请通贡使,结末有如不见从,休要后悔等语。世宗阅罢,便至西苑,召见大学士严嵩、李本,尚书徐阶,出书使视道:“卿等以为何如?”严嵩瞧着来书,语多恫吓,暗想此事颇不易解决,依他也不是,不依他也不是,当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启奏道:“俺答上书求贡,系关系礼部的事情,陛下可详问礼部。”礼部尚书徐阶,听了嵩言,暗骂道:“老贼!你要嫁祸别人么?”心中一忖,也即启奏道:“求贡事虽属臣部掌管,但也须仰禀圣裁。”世宗道:“事关重大,大家熟商方好哩。”阶踌躇半晌,方道:“现在寇患已深,震惊陵庙,我却战守两难,不便轻举,似应权时允许,聊解眉急。”世宗道:“他若果肯退去,皮币珠玉,俱不足惜。”阶复道:“若只耗费些皮币珠玉,有何不可?但恐他得步进步,要索无厌,为之奈何?”世宗蹙额道:“卿可谓远虑了,惟目前寇骑近郊,如何令退?”阶又道:“臣却有一计在此。俺答来书,统是汉文,我只说他汉文难信,且没有临城胁贡的道理,今宜退出边外,别遗使赍呈番文,由大同守臣代奏,才可允行。他若果然退去,我却速调援兵,厚集京畿,那时可许则许,不可许,便与他交战,不为他所窘了。”世宗点头称善,命阶照计行事。

  阶即遣使往谕,嗣得俺答复书,务须照准,令三千人入贡,否则将添兵到此,誓破京师。阶见此书,先召百官会议,并宣布俺答来书,各官瞠目伸舌,莫敢发言。忽有一人高声道:“我意主战,不必言和。”徐阶瞧将过去,乃是国子司业赵贞吉,便问道:“君意主战,有何妙策?”贞吉道:“今日若许入贡,他必拣选精骑三千,即刻入城,阳称通贡,阴图内应,内外夹攻,请问诸公如何抵敌?就使他诚心通好,无意外的变故,也是一场城下盟,堂堂中国,屈辱敌人,宁不羞死!”检讨毛起接口道:“何人不知主战?但今日欲战无资,只好暂许要求,邀使出塞,然后再议战备。”贞吉叱道:“要战便战,何必迟疑!况寇众狡诈异常,岂肯听我诱约么?”徐阶见两下龃龉,料知不能决议,索性起座而去,自行入奏。

  是夕城外火光,越加猛烈,德胜、安定两门外,统成焦土,世宗在西内遥望,只见烟焰冲霄,连夜不绝,不禁搔首顿足,只唤奈何。内侍也交头接耳,互述日间廷议情状,适被世宗闻知,问明详细,即令宣诏赵贞吉入对。贞吉奉命即至,由世宗颁给纸笔,饬他条陈意见。贞吉即援笔直书,大旨:“以寇骑凭陵,非战不可,陛下今日,宜亲御奉天门,下诏罪己,追奖故总兵周尚文,以励边帅,释放给事沈束出狱,以开言路,饬文武百司,共为城守,并宣谕各营兵士,有功即赏,得一首功,准赏百金,捐金数万,必可退敌”云云。这疏一上,世宗颇也感动,立擢贞吉为左椿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饬户部发银五万两,宣谕行营将士。惟贞吉所请追励各条,仍未举行。是时俺答已纵掠八日,所得过望,竟整好辎重,向白羊口而去。有旨饬仇鸾追袭,鸾无奈,发兵尾随敌后,谁料敌兵竟返旆来驰,吓得仇鸾胆战心惊,急忙退走。部兵亦霎时溃散,等到敌兵转身,徐徐出塞,然后收集溃卒,检点人数,已伤亡了千余人。鸾反在途中枭斩遗尸,得八十余级,只说是所斩虏首,献捷报功,世宗信以为真,优诏慰劳,并加鸾太保,厚赐金帛。

  京中官吏,闻寇众退去,互相庆贺。不意有严旨下来,饬逮尚书丁汝夔,都御史杨守谦下狱。原来京城西北,多筑内臣园宅,自被寇众纵火,免不得一并延烧。内臣入奏世宗,统说是丁、杨二人,牵制将帅,不许出战,以致烽火满郊,惊我皇上,伏乞将二人治罪,为后来戒。世宗闻言大怒,所以立刻传旨,将二人逮系起来。汝夔本受教严嵩,才命各营停战,至此反致得罪,连忙嘱着家属,向嵩乞救。嵩语来人道:“老夫尚在,必不令丁公屈死。”来人欢谢去讫。嵩驰入见帝,谈及丁汝夔,世宗勃然变色道:“汝夔负朕太甚,不杀汝夔,无以谢臣民。”这数语吓得严嵩,只好踉跄趋出,不发一言。至弃市诏下,汝夔及守谦,同被绑至法场,汝夔大哭道:“贼嵩误我!贼嵩误我!”言未已,刀光一下,身首两分。守谦亦依次斩首,毋庸细述。

  过了一日,又有一道中旨颁下,着逮左谕德赵贞吉下狱。看官听说!这赵贞吉因奏对称旨,已得超擢,如何凭空得罪呢?先是贞吉廷议后,盛气谒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阍人。说他有意刁难,正在吵嚷的时候,忽有一人走入,笑语贞吉道:“足下何为?军国重事,慢慢地计议就是了。”贞吉视之,乃是严嵩义子赵文华,官拜通政使,不禁愤恨道:“似你等权门走狗,晓得甚么天下事?”言毕,悻悻自去。文华也不与多辩,冷笑而入,当即报知严嵩,嵩仇恨益甚。至俺答已退,遂奏称:“贞吉大言不惭,毫无规划,徒为周尚文、沈束游说,隐谤宸聪。”这句话又激起世宗的怒意,遂命将贞吉拘系数日,廷杖一顿,谪为荔波典史。

  当贞吉主战时,廷臣俱袖手旁观,莫敢附和,独有一小小官吏,位死最卑,恰朗声道:“赵公言是。”吏部尚书夏邦谟,张目注视道:“你是何等官儿,在此高论?”那人即应声道:“公不识锦衣经历沈铼么?公等大臣,无所建白,小臣不得不说。铼么恨国家无人,致寇猖獗,若以万骑护陵寝,万骑护通州军饷,再合勤王军十余万,击寇惰归,定可得胜,何故屡议不决呢?”邦谟道:“你自去奏闻皇上,我等恰是无才,你也不必同我空说。”铼益愤愤,竟拜表上阵,世宗全然不理。铼闷闷不乐,纵酒佯狂。一日,至尚宝丞张逊业处小饮,彼此纵论国事,谈及严嵩,铼停杯痛骂,涕泪交颐。既然晚归寓,余恨未平,慨然叹息道:“自古至今,何人不死?今日大奸当国,正忠臣拚死尽言的时候,我何不上书痛劾?就是致死,也所甘心。”计划已定,遂研墨展毫,缮就奏牍道:昨岁俺答犯顺,陛下欲乘时北伐,此正文武群臣,所共当戮力者也。然制敌必先庙算,庙算必当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大学士严嵩,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诌谀则曲意引之,索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则日由我赏之,罚一人,则日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隐为之地,二也;揽御史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贷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隐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嫉贤妒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贿,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权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明知臣言一出,结怨权奸,必无幸事,但与其纵奸误国,毋宁效死全忠。今日诛嵩以谢天下,明日戮臣以谢嵩,臣虽死不余恨矣。

  写至此,读了一遍,又自念道:“夏邦谟恰也可恶,索性连他劾奏。”遂又续写数语,无非是吏部尚书夏邦谟,谄谀黩货,并请治罪等情。次日呈将进去,看官试想!一个锦衣卫经历,居然想参劾大学士及吏部尚书来,任你笔挟龙蛇,口吐烟云,也是没有效力。况世宗方倚重严嵩,哪里还肯容忍?严旨一下,斥他诬蔑大臣,榜掠数十,谪佃保安。同时刑部郎中徐学诗,南京御史王宗茂,先后劾嵩,一并得罪。学诗削籍,宗茂贬官。还有叶经、谢瑜、陈绍,与学诗同里同官,俱以劾嵩遭谴,时称为上虞四谏官。此外所有忤嵩各官,都当京察大计时,尽行贬斥,真个是一网打尽,靡有孑遗。

  惟仇鸾党附严嵩,愈邀宠眷,适值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事,以营政久驰,疏请整饬,略谓:“国初京营,不下七八十万,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逐渐裁并,额军尚有三十八万余人。今武备积驰,现籍止十四万,尚上虚额支饷,有名无实。近届寇骑深入,搜括各营,只有五六万人,尚且老弱无用,此后有警,将仗何人”等语。何不叫中饱的官吏去?世宗览奏,立命废止团营两官厅,仍复三大营旧制,创设戎政府,命仇鸾为总督,邦瑞为副。鸾既揽兵权,并欲节制边将,因请易置三辅重臣,以大同总兵徐珏驻易州,大同总兵署授徐仁,宣府蓟镇总兵李凤鸣、成勋,亦彼此互易。并选各边兵更番入卫,分隶京营。塞上有警,边将不得征集,必须报明戎政府,酌量调遣云云。世宗一律允准,将原奏发下兵部。王邦瑞以为不可,极力谏阻,一番斥责。且特赐仇鸾封记,令得密上封章,一切裁答,俱由内批发行,不下兵部。邦瑞又屡疏争辩,恼动世宗,竟令削职。邦瑞归去,仇鸾益无忌惮,扬言将大举北征,命户部遣使四出,尽括南都及各省积贮,并催征历年逋赋,作为兵饷,所在苛扰。经礼部尚书徐阶,从中奏阻,始得稍寝。

  既而俺答又有入寇消息,鸾忙令时义出塞,赍了金币,贿结俺答义子脱脱,情愿互市通贡,不可动兵。脱脱禀知俺答,俺答自然乐许,遂投书宣大总督苏祐,转致仇鸾。鸾与严嵩定议,每岁春秋两市,俺答进来的货物,无非是塞外的马匹,因此叫做马市。

本文标题:明代秘史:尚美人更衣侍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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